课题类别：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 

课题名称：宋代江南地区先贤祠研究

负 责 人：韩冠群

责任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尊奉贤达以激励后人、改善风俗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传统。《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载：“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表明对贤达的尊崇和祭祀由来已久。地方士民为在世的官员或贤人君子建立的祠堂就是生祠，为故去者建立的就是先贤祠。汉晋时期均有祭祀循吏、贤达、兴学教化有功者等事例。唐贞观四年(630)，太宗下诏州县学皆建孔子庙。从此孔庙成为天下的通祀。天宝七年（748），唐玄宗列出一份前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妇、烈女的祠祀名单，令各地修建祠宇，“量事祭祀”。不过仅五年后就“有敕停废”。宋代延续前代尊崇先贤的做法，同时呈现新的时代特点，最突出者就是宋人修建的生祠、先贤祠数量大增，远超前代。生祠、先贤祠成为宋代社会中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

本课题从宋人文集、笔记、方志以及石刻碑铭文献中共收集到87条修建生祠立碑的记文，471条修建先贤祠的记文。这些祠堂大多修建于文风鼎盛、科举发达的江南地区。宋代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重新强化，朝廷收回了德政碑的颁授权，而对于生祠的修建则持相对宽松包容的态度。只要是民众自发为官员建造的生祠，或是具有风教意义的遗爱追思，朝廷一般不会禁止。这样，在宋代空前严厉禁止立碑的环境中，生祠祭祀就成为立碑的替代性做法而兴盛一时。同时，宋代也没有建立起唐代那样严格的申报、审批、树碑的程序，对建立生祠的流程管制也较唐代宽松。在宋人的传记资料中，“民生祠之”“为立生祠”“绘像而祠”的记载相当多。比如，皇祐年间，朱寿隆提点广南西路刑狱，奏黜暴虐的官员，“州人为立生祠”。建炎初，周执羔任抚州宜黄县丞，因平定溃卒，“邑人德之，至绘像立祠”。宋理宗朝，马光祖以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郡民为建祠六所”。

如此众多的生祠，其中固然有地方士民奉承官员所为，同时也有相当多的生祠是民众为了感戴报答循吏所建。有的生祠会延续很长时间，甚至会延续至官员去世后。加之士大夫的积极运作，生祠就会改建为先贤祠，成为构建地方历史的一种重要载体。虽然生祠是为在世官员而建，先贤祠是对故去官员的祭祀，但按照《礼记》对祭法的论述，两者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宋仁宗朝以后，士大夫群体出现兴建先贤祠的风气，至南宋愈加兴盛。其做法之一就是搜罗地方上有惠政的前任官员，为其建祠立碑，树立正人心、变风俗、兴教化的典范。所以很多士大夫，特别是理学士大夫，在就任之初会走访民情、倾听民意，寻访民众所认同和褒扬的良吏。这一过程中，判断一位官员是否有德政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有无生祠生碑。如果有，士大夫就会顺从民意，将部分生祠改建为先贤祠，或者将被生祠的官员列入地方的先贤祠。这一改造过程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然延续型。即由生祠而自然延续为先贤祠，士大夫只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如陈尧佐知惠州时有善政，民众为其立生祠。陈尧佐去世后，民众就将生祠改为祠堂，继续祭祀。据苏轼说，该祠堂位于州衙的东堂，在其贬谪惠州时还存在。大名府士民在熙宁禅院设有韩琦的生祠，在韩琦死后，“争奔走哭祠下，云合而雷动，连日乃稍息。自是，每岁公生及违世之日，皆来致祠及作佛事，未尝少懈”。民众直接将韩琦的生祠延续为祠堂，以适时祭祀。这种自然延续的类型尤其体现在被生祠于官学之内的官员。

第二种是发掘改造型。士大夫对湮没无闻的官员重新挖掘整理，唤起民众的记忆，通过重修生祠堂、故居等措施，将生祠改造为先贤祠。在此过程中，士大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真德秀建立黄瑀祠堂为例。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知泉州，“至之日，延见黧老，问田里疾痛痫痒与前守令之贤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为之师。”当地耆老记得黄瑀的遗爱惠泽之深，“去之六十年而后未有及之者”，却说不出具体的措施。在阅读了朱熹为黄瑀撰写的墓志铭后，真德秀才得知其蠲免杂税、廉俭自饬、大治学宫、敦厚风俗等措施。故县人为其立生祠。黄瑀死后，民众歌咏不绝，“独其遗像岁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圮”。真德秀命永春县官员重新修缮，并从其子黄榦那里求得画像，“奉而祠之，以慰是邦无穷之思”。在此过程中，作为主政一方的士大夫，真德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种是迁移重建型。即士大夫把原来设置于佛寺道观中的生祠移出，迁入专门兴建的先贤祠。如宣和年间，刘韐因为护佑越州、明州等地有大功。越州士民遂塑刘韐像，立生祠于寺院之中。五十年后，史浩莅任此地，“获拜公生祠于圆通精舍，虽栋宇湫隘，混于群衲绘像中，邦人犹能肃恭奉祀如公尚存，思慕诵说如公始去”，可见民众对其感戴之深刻。史浩则认为刘韐“以御寇捍难有大功于是邦”，与寺院的偶像崇拜不同，就将刘韐的塑像迁到了赵抃的祠堂内，合并祭祀。这种做法在南宋时还有很多。

宋人所建的先贤祠，有的随着世事变迁而逐渐消失，有的则被列入官方祀典，还有的则转变为民间祠庙，继续发挥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如建炎二年（1128），常州宜兴县建立岳飞的生祠。淳熙八年（1181），改建为岳武穆公祠堂。嘉定十一年（1218），当地又迁址新建岳武穆王庙。至清嘉庆年间，还以“岳忠武王庙”的名称而存在，后被日本战机炸毁。不过当地至今仍有岳飞衣冠冢及岳霖墓。正是经过当地士民的不懈努力，岳飞成为构建宜兴历史的重要符号，积淀为本土文化，凝固为一种地方记忆。又如，杭州西湖之上祭祀白居易、林逋和苏轼的三贤祠，早已成为西湖的一大景观之一。相传范蠡、张翰和陆龟蒙三位高士均隐居于苏州吴江县，北宋时，当地人遂在风景如画的太湖之滨建三高祠加以祭祀。后又兴建垂虹桥、鲈乡亭等设施，并持续不断地进行营造和修缮，文人墨客吟诵颇多，口耳相传，终于使得三高祠成为吴江县乃至苏州的一大文化地标。这些祠堂、亭台、水榭乃至诗词都载入了方志，成为本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例证都向我们展示了景色秀美、文风鼎盛、人才辈出、钟灵毓秀的“江南”是如何一步步构建起来的。这一构建的地方历史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并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