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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年谱新编
2023/11/14 9:23:20 点击量: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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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类别:上海社科规划一般课题
课题名称:王昶年谱新编
负 责 人:蔡锦芳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批 准 号:2018BWY005
通过考察王昶一生的行事、交游、仕宦、著述和创作等,呈现王昶一生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为王昶各方面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可靠参考。王昶交游人物广,可为王昶交游的人物提供相关的事迹考索。王昶经历丰富,且有九年西南前线从军经历,后期和乾隆关系也比较密切,通过王昶可以窥见乾隆朝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学术、文学、边疆、民俗等多方面情况。王昶是上海青浦文化名人,通过他周围的上海朋友圈,可以更好地了解上海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情况。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琴德,江南松江青浦(今上海)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也是乾隆后期颇为倚仗的一个重要官员。早年与王鸣盛、钱大昕等号“吴中七子”。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未得用。二十二年乾隆南巡,献赋行在,赐内阁中书舍人即用。二十三年至京任职。后升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职,随云贵总督阿桂往云南前线征缅。后又转战四川大小金川,从军九年,军中奏檄多出其手,劳苦功高。四十一年两金川平定,班师回京,以功升授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行走。后又升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京与朱筠互主骚坛,有“北朱南王”之称。四十四年至五十三年,又先后出任河南布政使、江西按察使、直隶按察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江西布政使等职,后迁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年七十,以老病蹒跚不能供职乞归,乾隆准其以原品休致,并谓:“岁暮苦寒,宜俟明岁春融回籍。”返里后,署其堂为“春融堂”,后亦名其诗文集为《春融堂集》。暇时,则编撰书籍并整理诗文,亦时与钱大昕、王鸣盛等老友往还。乾隆六十年底回京,参加明年嘉庆登基大典并千叟宴。归家后,主太仓娄东书院、杭州敷文书院。嘉庆八年,因云南铜盐亏空严重,王昶应赔一万二千余两,乃卖田宅以偿,不足,申请咨部豁免。嘉庆十一年,病卒于家,年八十三。
王昶于乾嘉时期,仕途通达,功名显赫,著述丰硕,有通儒之誉,其能文亦被钱大昕誉为“今之欧阳子”。主要著作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四卷,词四卷,文四十卷;杂记八种:《滇行日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蜀徼纪闻》四卷、《商洛行程记》一卷、《雪鸿再录》二卷、《使楚丛谭》一卷、《台怀随笔》一卷、《征缅纪略》一卷;另负责编纂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国朝词综二集》八卷、《青浦诗传》三十六卷、《天下书院志》十卷等。此外,《续修西湖志》、《青浦县志》、《太仓州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等,王昶亦出力颇多。
王昶年谱,早期有女婿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上下卷,附录在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春融堂集》后,先后成于四人之手,主要记王昶一生大事,内容精简。2015年有一篇硕士论文孙文娟《王昶年谱》,虽为新时代年谱,问题仍然很多。故重新编写一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之年谱很有必要。
《王昶年谱新编》立足于王昶《春融堂集》六十八卷、《滇行日录》等杂记八种,旁参各类相关史料、别集、杂著等,细致考察王昶一生八十三年的行事、交游、著述和创作,分为五个时期来编排:
第一时期,雍正二年甲辰(1724)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一岁至三十四岁,读书科考时期,勤奋学习,广交师友。
第二时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京为官时期,勤于国事,并与京城士大夫交游。
第三时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四十五岁至五十三岁,从军滇蜀时期。随阿桂在西南边陲效力军营,战火纷飞,军书旁午,九死一生,亦多阅奇山异水、民风民俗。
第四时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五十四岁至七十岁,在京及各地为官时期。返京后因军功不断加官进爵委以重任,亦深得乾隆信任,仆仆道途,奔赴各省处理疑难重要事务。
第五时期,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至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七十一岁至八十三岁,致仕居家安享晚年时期。至京赴千叟宴,主太仓娄东、杭州敷文书院,编撰书籍并整理诗文集,分赔云南铜盐亏空变卖田宅,临终和身后。
年谱正文前,有前言、凡例、王氏世系表、家世;年谱正文后,有参考文献。
通过研读诗文,梳理文献,本谱努力呈现王昶一生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为此,本谱对王昶所遇重要事件均有特别关注。如乾隆十九年春王昶中进士后又不得录用,实为大不幸,本谱对其先喜后悲之复杂情感做了较细致呈现;又如乾隆三十三年泄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引案之事,直接中断了王昶仕途,并让其人生跌入低谷,本谱对此案之来龙去脉、所涉主要人员都做了较详细考证,也辨析了王昶行为和心理。对其他日常事迹和交游,本谱也尽力考确言明,尤其是王昶与他人初识之时间地点等。如本谱乾隆十四年条,“秋,钱大昕招游苏州沧浪亭”处,细致考证钱大昕与王昶是在乾隆十四年结识于苏州紫阳书院,并纠正《钱辛楣先生年谱》之记载错误。乾隆十三年条,“冬,在苏州赵虹居所小吴船初见厉鹗” 处,据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之记述,并考察厉鹗行踪,认为两人实际当相识于乾隆十三年冬苏州赵虹居所小吴船,《厉征君太鸿鹗将归西湖,过访不值,以诗送之》及《题赵丈饮谷虹小吴船时太鸿未行适遇于此》二首诗,虽在诗集中正常排序为乾隆十四年冬,实当作于乾隆十三年冬。又如乾隆二十二年条,“六月,复往江宁。……拜访学者吕泰,得其《十学薪传》以归” 处,据王昶《长夏怀人绝句》(嘉庆八年作)之《南昌吕布衣青阳泰》 及诗中注、 王昶《答吕青阳书》及文后补记,考出吕泰之生卒年和生平事迹,及王昶《答吕青阳书》之写作时间。
现在本谱已经完成,通过本谱可以看到:王昶年寿长,足迹广,经历丰富,学问优赡,官位显赫,好为人师,故交游人物极多;王昶积极进取,自少至老广交天下贤才,或师或友,不断丰富自身学识;王昶勤于著述,勤于创作,勤于纪事,足迹所至,皆有记录,并特别关注山川地理、民俗民生,留心实学;九年滇蜀前线的从军经历,使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诗文创作亦别开生面,终于将逆境转为幸运;军功使他后期官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儒者本色,恪尽职守,为王事奔波;因办事干练得力,后期深得乾隆信任和倚重,和乾隆关系也越加密切,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是很多大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早年从父亲那里就开始传承的经邦济国之志终得实现;王昶思想通侻,不设壁垒,广交儒林、诗坛、文坛,既尊汉儒,又敬宋儒,亦亲近佛学,几乎遇寺必拜,遇僧必参;王昶有强烈的育人和教化意识,广收天下门徒,耳提面命,如何读书治学作文,影响和造就了大批人材;王昶注重保存文献,晚年目力大损,仍聘请朱文藻等协助完成多部文献著作。其一生真是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在乾嘉学者中独树一帜。
在研读诗文、梳理文献时,本谱也有其他一些发现:
1.王昶《春融堂集》中有内容记载错误
如本谱乾隆十二年条,“乡试期间,与王鸣盛初见”处,指出王昶所撰《王鸣盛传》中,有一些生平事迹记述年代有误,如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在哪年,丁艰归不出在哪年,与钱大昕所撰《墓志铭》有出入。比较而言,钱大昕所撰《墓志铭》所记事迹更为可靠。
乾隆二十三年条,“是年,与顾光旭定交”处,指出王昶《甘肃凉庄道署四川按察使司顾君墓志铭》一文所云“乾隆十七年,年二十一,为邑诸生。明年二月壬申,恩科乡试中式。八月会试成进士,以户部额外主事用”,记载有误。乾隆十六年而非十七年,顾光旭二十一岁。明年二月壬申,是乾隆十七年,顾光旭二十二岁,中此年恩科进士。
乾隆三十年条,“是年,兼值经咒馆”处,考证王昶诗《兼值经咒馆时命将《首楞严经》重翻国语、蒙古、梵字、汉文四种,用乌金纸分行横书之,送往前后印度谨藏。而经中汉、魏、六朝文义,僧人未能通悉,何从翻译,故先以朱竹君任其事,近竹君督学安徽,属昶代之》题目中所云“先以朱竹君任其事,近竹君督学安徽,属昶代之”,此记有误,朱筠督学安徽,要迟至乾隆三十六年秋冬。
乾隆四十六年条,“六月,朱筠卒,年五十三。先生闻讣哭之。后二年,为其撰《墓表》”处,指出王昶《翰林院编修朱君墓表》云朱筠“年五十一”,有误。朱筠生于雍正七年(1729),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享年五十三。
2.《春融堂集》中有一些诗作编排位置有滞后
如本谱乾隆十五年条,“正月,沈德潜往游黄山,先生作诗送之”处,指出王昶《送归愚先生游黄山》一诗,在《春融堂集》中的正常排序为乾隆十六年秋,实际应作于乾隆十五年正月。
乾隆四十九年条,“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同人集终南仙馆”处,指出“编排于乾隆五十年之诗《苏文忠公生日再集终南仙馆作》,实作于乾隆四十九年。”
乾隆五十年条,“是年,袁枚七十岁,之前曾远游广东罗浮,先生有诗寿之”处,指出王昶《寄寿子才七十》诗编在乾隆五十二年不妥,实当作于乾隆五十年。
3.严荣《年谱》因成于众手,偶尔亦有错误和疏漏
如本谱乾隆十四年条,“夏,礼部侍郎沈德潜以七十七高龄告老还乡,先生作诗志喜。明年得游其门”处,考证严荣《年谱》“乾隆十五年”条所云“五月,礼部侍郎沈公归愚德潜以年八袠予告归,凤喈、晓征、来殷及先生皆游其门”,此记有二误:一是沈德潜实于乾隆十四年夏蒙恩归里,非十五年夏;二是时沈德潜七十七岁,距八十岁尚有三年。
乾隆三十八年条,“六月初七日,木果木兵变。温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后,屡攻不得利。贼煽小金川人各反其地,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处,关于董天弼之死,指出严荣《年谱》载其赴水死,而据恽敬《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铭》及《清史稿》、《清史列传》,可知是中枪而死,严荣《年谱》疑有误。
嘉庆十年条,“十二月前,为钱大昕撰《墓志铭》”处,考证严荣《年谱》所云“晓徵少詹卜兆有期,同人偕其兄东壁、东塾求撰墓志”,此记有误,当作“同人偕其子东壁、东塾求撰墓志”,因东璧、东塾是钱大昕二子,《墓志铭》中已明言。
疏漏如本谱乾隆十五年条,指出严荣《年谱》未言王昶今年应乡试事,但从王昶诗作所纪行踪来看,其金陵之行适与今年乡试时间、路线完全吻合,故应为往金陵应乡试无疑,殆因未曾考中而不便张扬。
4.可据王昶诗文纠正其他文献记载错误
乾隆十八年条,“秋,乡试中式第十一名。正考官为梦麟,副考官为王太岳,同考官为陈焜”处,据王昶撰《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梦麟”条生卒年作(1723-1758),有误,当作(1728-1758);书名《太谷山堂集》亦有误,当作《大谷山堂集》。
乾隆二十四年条,“是年,京城以经术、文章名者,庄存与、申甫、卢文弨、杨述曾、纪昀、朱筠、朱珪、冯廷丞、祝维诰、吴烺,皆来相交,先生之京城交友圈不断扩大”处,依据王昶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申君墓志铭》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申甫”条云“浙江西安籍”,有误。浙江西安,是衢州。申甫乃陕西西安籍。
乾隆三十一年条,“岁暮,送曹仁虎给假南归。……送朱孝纯复任东川同知”处,依据《简州志》和王昶《湖海诗传》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朱孝纯”条生卒年作(1735-1801),实承《清史列传》之误,当作(1729-约1784)。
乾隆三十二年条,“七月,陆伯焜来京师,寓先生家蒲褐山房”处,依据王昶《浙江按察使陆君墓志铭》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陆伯焜”条,云其“字仲辉”,有误,当作“字重晖”。
乾隆四十三年条,“是年,为汪端光《禅雨山房诗词》题诗”处,依据王昶《湖海诗传》《国朝词综》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汪端光”条作“字剑潭”,有误,当作“字剑镡”。
5.发现孙《谱》其他一些错误
本谱对于孙文娟《王昶年谱》中一般性疏漏,均置而不论;若错误较严重,则略以按语辨正之。除了前文所及,其他如孙《谱》于乾隆九年条记:“秋,与钱大昕定交。”实承钱大昕编、钱庆曾续编并校注《钱辛楣先生年谱》“九年甲子,年十七岁”条所云:“学使开公泰科试,取一等第九名。是秋乡试,始与王兰泉定交。”此记有误,本谱在乾隆九年谱文末尾和乾隆十四年条“秋,钱大昕招游苏州沧浪亭”处,依据严荣《年谱》和王昶今年丧父之遭际,指出王昶要迟至乾隆十四年才在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结识并定交。
又如孙《谱》于嘉庆七年条,因读诗不细,将嘉庆八年若干事当成嘉庆七年事来编。本谱于嘉庆七年条末尾,指出孙《谱》嘉庆七年谱文所云“立春,先生有感而作”,“四月,初三日,钱大昕枉顾虎阜寓斋,先生作诗二首以记”,“十月,初一日,晓起,先生有感,作诗记之”诸事,将嘉庆八年事提前编于嘉庆七年,实误。本谱已将此诸条重新编排于嘉庆八年。
6.发现其子王肇和有别集一卷存世
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了解王昶和他周围人之生平事迹。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谱呈现了王昶一生八十三年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其求学、交游、仕宦、沉浮、著述、创作、思想、情感等皆历历在目。不仅如此,由于王昶年寿长,官位高,经历丰富,行踪广远,交游极多,通过本年谱所展示的他的一生,也可以窥见乾隆朝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学术、文学、边疆、民俗等多方面情况;通过王昶周围的上海朋友圈,也可以更清楚了解上海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情况。年谱中散落各处的交游考证,也可为王昶交游的人物提供相关的事迹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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