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类别：上海社科规划一般课题

课题名称：王昶年谱新编

负 责 人：蔡锦芳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批 准 号：2018BWY005

通过考察王昶一生的行事、交游、仕宦、著述和创作等，呈现王昶一生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为王昶各方面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可靠参考。王昶交游人物广，可为王昶交游的人物提供相关的事迹考索。王昶经历丰富，且有九年西南前线从军经历，后期和乾隆关系也比较密切，通过王昶可以窥见乾隆朝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学术、文学、边疆、民俗等多方面情况。王昶是上海青浦文化名人，通过他周围的上海朋友圈，可以更好地了解上海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情况。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琴德，江南松江青浦（今上海）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也是乾隆后期颇为倚仗的一个重要官员。早年与王鸣盛、钱大昕等号“吴中七子”。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未得用。二十二年乾隆南巡，献赋行在，赐内阁中书舍人即用。二十三年至京任职。后升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职，随云贵总督阿桂往云南前线征缅。后又转战四川大小金川，从军九年，军中奏檄多出其手，劳苦功高。四十一年两金川平定，班师回京，以功升授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行走。后又升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京与朱筠互主骚坛，有“北朱南王”之称。四十四年至五十三年，又先后出任河南布政使、江西按察使、直隶按察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江西布政使等职，后迁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年七十，以老病蹒跚不能供职乞归，乾隆准其以原品休致，并谓：“岁暮苦寒，宜俟明岁春融回籍。”返里后，署其堂为“春融堂”，后亦名其诗文集为《春融堂集》。暇时，则编撰书籍并整理诗文，亦时与钱大昕、王鸣盛等老友往还。乾隆六十年底回京，参加明年嘉庆登基大典并千叟宴。归家后，主太仓娄东书院、杭州敷文书院。嘉庆八年，因云南铜盐亏空严重，王昶应赔一万二千余两，乃卖田宅以偿，不足，申请咨部豁免。嘉庆十一年，病卒于家，年八十三。

王昶于乾嘉时期，仕途通达，功名显赫，著述丰硕，有通儒之誉，其能文亦被钱大昕誉为“今之欧阳子”。主要著作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四卷，词四卷，文四十卷；杂记八种：《滇行日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蜀徼纪闻》四卷、《商洛行程记》一卷、《雪鸿再录》二卷、《使楚丛谭》一卷、《台怀随笔》一卷、《征缅纪略》一卷；另负责编纂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国朝词综二集》八卷、《青浦诗传》三十六卷、《天下书院志》十卷等。此外，《续修西湖志》、《青浦县志》、《太仓州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等，王昶亦出力颇多。

王昶年谱，早期有女婿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上下卷，附录在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春融堂集》后，先后成于四人之手，主要记王昶一生大事，内容精简。2015年有一篇硕士论文孙文娟《王昶年谱》，虽为新时代年谱，问题仍然很多。故重新编写一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之年谱很有必要。

《王昶年谱新编》立足于王昶《春融堂集》六十八卷、《滇行日录》等杂记八种，旁参各类相关史料、别集、杂著等，细致考察王昶一生八十三年的行事、交游、著述和创作，分为五个时期来编排：

 第一时期，雍正二年甲辰（1724）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一岁至三十四岁，读书科考时期，勤奋学习，广交师友。

第二时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京为官时期，勤于国事，并与京城士大夫交游。

第三时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四十五岁至五十三岁，从军滇蜀时期。随阿桂在西南边陲效力军营，战火纷飞，军书旁午，九死一生，亦多阅奇山异水、民风民俗。

第四时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五十四岁至七十岁，在京及各地为官时期。返京后因军功不断加官进爵委以重任，亦深得乾隆信任，仆仆道途，奔赴各省处理疑难重要事务。

第五时期，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至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七十一岁至八十三岁，致仕居家安享晚年时期。至京赴千叟宴，主太仓娄东、杭州敷文书院，编撰书籍并整理诗文集，分赔云南铜盐亏空变卖田宅，临终和身后。

年谱正文前，有前言、凡例、王氏世系表、家世；年谱正文后，有参考文献。

通过研读诗文，梳理文献，本谱努力呈现王昶一生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为此，本谱对王昶所遇重要事件均有特别关注。如乾隆十九年春王昶中进士后又不得录用，实为大不幸，本谱对其先喜后悲之复杂情感做了较细致呈现；又如乾隆三十三年泄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引案之事，直接中断了王昶仕途，并让其人生跌入低谷，本谱对此案之来龙去脉、所涉主要人员都做了较详细考证，也辨析了王昶行为和心理。对其他日常事迹和交游，本谱也尽力考确言明，尤其是王昶与他人初识之时间地点等。如本谱乾隆十四年条，“秋，钱大昕招游苏州沧浪亭”处，细致考证钱大昕与王昶是在乾隆十四年结识于苏州紫阳书院，并纠正《钱辛楣先生年谱》之记载错误。乾隆十三年条，“冬，在苏州赵虹居所小吴船初见厉鹗” 处，据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之记述，并考察厉鹗行踪，认为两人实际当相识于乾隆十三年冬苏州赵虹居所小吴船，《厉征君太鸿鹗将归西湖，过访不值，以诗送之》及《题赵丈饮谷虹小吴船时太鸿未行适遇于此》二首诗，虽在诗集中正常排序为乾隆十四年冬，实当作于乾隆十三年冬。又如乾隆二十二年条，“六月，复往江宁。……拜访学者吕泰，得其《十学薪传》以归” 处，据王昶《长夏怀人绝句》（嘉庆八年作）之《南昌吕布衣青阳泰》 及诗中注、 王昶《答吕青阳书》及文后补记，考出吕泰之生卒年和生平事迹，及王昶《答吕青阳书》之写作时间。

 现在本谱已经完成，通过本谱可以看到：王昶年寿长，足迹广，经历丰富，学问优赡，官位显赫，好为人师，故交游人物极多；王昶积极进取，自少至老广交天下贤才，或师或友，不断丰富自身学识；王昶勤于著述，勤于创作，勤于纪事，足迹所至，皆有记录，并特别关注山川地理、民俗民生，留心实学；九年滇蜀前线的从军经历，使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诗文创作亦别开生面，终于将逆境转为幸运；军功使他后期官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儒者本色，恪尽职守，为王事奔波；因办事干练得力，后期深得乾隆信任和倚重，和乾隆关系也越加密切，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是很多大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早年从父亲那里就开始传承的经邦济国之志终得实现；王昶思想通侻，不设壁垒，广交儒林、诗坛、文坛，既尊汉儒，又敬宋儒，亦亲近佛学，几乎遇寺必拜，遇僧必参；王昶有强烈的育人和教化意识，广收天下门徒，耳提面命，如何读书治学作文，影响和造就了大批人材；王昶注重保存文献，晚年目力大损，仍聘请朱文藻等协助完成多部文献著作。其一生真是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在乾嘉学者中独树一帜。

在研读诗文、梳理文献时，本谱也有其他一些发现：

1.王昶《春融堂集》中有内容记载错误

如本谱乾隆十二年条，“乡试期间，与王鸣盛初见”处，指出王昶所撰《王鸣盛传》中，有一些生平事迹记述年代有误，如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在哪年，丁艰归不出在哪年，与钱大昕所撰《墓志铭》有出入。比较而言，钱大昕所撰《墓志铭》所记事迹更为可靠。

乾隆二十三年条，“是年，与顾光旭定交”处，指出王昶《甘肃凉庄道署四川按察使司顾君墓志铭》一文所云“乾隆十七年，年二十一，为邑诸生。明年二月壬申，恩科乡试中式。八月会试成进士，以户部额外主事用”，记载有误。乾隆十六年而非十七年，顾光旭二十一岁。明年二月壬申，是乾隆十七年，顾光旭二十二岁，中此年恩科进士。

乾隆三十年条，“是年，兼值经咒馆”处，考证王昶诗《兼值经咒馆时命将《首楞严经》重翻国语、蒙古、梵字、汉文四种，用乌金纸分行横书之，送往前后印度谨藏。而经中汉、魏、六朝文义，僧人未能通悉，何从翻译，故先以朱竹君任其事，近竹君督学安徽，属昶代之》题目中所云“先以朱竹君任其事，近竹君督学安徽，属昶代之”，此记有误，朱筠督学安徽，要迟至乾隆三十六年秋冬。

乾隆四十六年条，“六月，朱筠卒，年五十三。先生闻讣哭之。后二年，为其撰《墓表》”处，指出王昶《翰林院编修朱君墓表》云朱筠“年五十一”，有误。朱筠生于雍正七年（1729），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享年五十三。

2.《春融堂集》中有一些诗作编排位置有滞后

如本谱乾隆十五年条，“正月，沈德潜往游黄山，先生作诗送之”处，指出王昶《送归愚先生游黄山》一诗，在《春融堂集》中的正常排序为乾隆十六年秋，实际应作于乾隆十五年正月。

乾隆四十九年条，“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同人集终南仙馆”处，指出“编排于乾隆五十年之诗《苏文忠公生日再集终南仙馆作》，实作于乾隆四十九年。”

 乾隆五十年条，“是年，袁枚七十岁，之前曾远游广东罗浮，先生有诗寿之”处，指出王昶《寄寿子才七十》诗编在乾隆五十二年不妥，实当作于乾隆五十年。

3.严荣《年谱》因成于众手，偶尔亦有错误和疏漏

如本谱乾隆十四年条，“夏，礼部侍郎沈德潜以七十七高龄告老还乡，先生作诗志喜。明年得游其门”处，考证严荣《年谱》“乾隆十五年”条所云“五月，礼部侍郎沈公归愚德潜以年八袠予告归，凤喈、晓征、来殷及先生皆游其门”，此记有二误：一是沈德潜实于乾隆十四年夏蒙恩归里，非十五年夏；二是时沈德潜七十七岁，距八十岁尚有三年。

乾隆三十八年条，“六月初七日，木果木兵变。温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后，屡攻不得利。贼煽小金川人各反其地，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处，关于董天弼之死，指出严荣《年谱》载其赴水死，而据恽敬《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铭》及《清史稿》、《清史列传》，可知是中枪而死，严荣《年谱》疑有误。

 嘉庆十年条，“十二月前，为钱大昕撰《墓志铭》”处，考证严荣《年谱》所云“晓徵少詹卜兆有期，同人偕其兄东壁、东塾求撰墓志”，此记有误，当作“同人偕其子东壁、东塾求撰墓志”，因东璧、东塾是钱大昕二子，《墓志铭》中已明言。

疏漏如本谱乾隆十五年条，指出严荣《年谱》未言王昶今年应乡试事，但从王昶诗作所纪行踪来看，其金陵之行适与今年乡试时间、路线完全吻合，故应为往金陵应乡试无疑，殆因未曾考中而不便张扬。

4.可据王昶诗文纠正其他文献记载错误

乾隆十八年条，“秋，乡试中式第十一名。正考官为梦麟，副考官为王太岳，同考官为陈焜”处，据王昶撰《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梦麟”条生卒年作（1723-1758），有误，当作（1728-1758）；书名《太谷山堂集》亦有误，当作《大谷山堂集》。

乾隆二十四年条，“是年，京城以经术、文章名者，庄存与、申甫、卢文弨、杨述曾、纪昀、朱筠、朱珪、冯廷丞、祝维诰、吴烺，皆来相交，先生之京城交友圈不断扩大”处，依据王昶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申君墓志铭》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申甫”条云“浙江西安籍”，有误。浙江西安，是衢州。申甫乃陕西西安籍。

 乾隆三十一年条，“岁暮，送曹仁虎给假南归。……送朱孝纯复任东川同知”处，依据《简州志》和王昶《湖海诗传》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朱孝纯”条生卒年作（1735-1801），实承《清史列传》之误，当作（1729-约1784）。

乾隆三十二年条，“七月，陆伯焜来京师，寓先生家蒲褐山房”处，依据王昶《浙江按察使陆君墓志铭》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陆伯焜”条，云其“字仲辉”，有误，当作“字重晖”。

乾隆四十三年条，“是年，为汪端光《禅雨山房诗词》题诗”处，依据王昶《湖海诗传》《国朝词综》等，指出《清人别集总目》“汪端光”条作“字剑潭”，有误，当作“字剑镡”。

5.发现孙《谱》其他一些错误

本谱对于孙文娟《王昶年谱》中一般性疏漏，均置而不论；若错误较严重，则略以按语辨正之。除了前文所及，其他如孙《谱》于乾隆九年条记：“秋，与钱大昕定交。”实承钱大昕编、钱庆曾续编并校注《钱辛楣先生年谱》“九年甲子，年十七岁”条所云：“学使开公泰科试，取一等第九名。是秋乡试，始与王兰泉定交。”此记有误，本谱在乾隆九年谱文末尾和乾隆十四年条“秋，钱大昕招游苏州沧浪亭”处，依据严荣《年谱》和王昶今年丧父之遭际，指出王昶要迟至乾隆十四年才在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结识并定交。

又如孙《谱》于嘉庆七年条，因读诗不细，将嘉庆八年若干事当成嘉庆七年事来编。本谱于嘉庆七年条末尾，指出孙《谱》嘉庆七年谱文所云“立春，先生有感而作”，“四月，初三日，钱大昕枉顾虎阜寓斋，先生作诗二首以记”，“十月，初一日，晓起，先生有感，作诗记之”诸事，将嘉庆八年事提前编于嘉庆七年，实误。本谱已将此诸条重新编排于嘉庆八年。

6.发现其子王肇和有别集一卷存世

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了解王昶和他周围人之生平事迹。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谱呈现了王昶一生八十三年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其求学、交游、仕宦、沉浮、著述、创作、思想、情感等皆历历在目。不仅如此，由于王昶年寿长，官位高，经历丰富，行踪广远，交游极多，通过本年谱所展示的他的一生，也可以窥见乾隆朝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学术、文学、边疆、民俗等多方面情况；通过王昶周围的上海朋友圈，也可以更清楚了解上海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情况。年谱中散落各处的交游考证，也可为王昶交游的人物提供相关的事迹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