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类别：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

课题名称：从困境到突破：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现代化模式研究

负 责 人：吴浩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批 准 号：2017BLS002

        内战后南部农业现代化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虽然内战后奴隶种植园经济最终解体，但是南部农业现代化却经历了从长期深陷困境再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突破困境、二战与战后时期高速推进，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曲折发展历程。农业发展的长期落后使得美国南部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最晚走上现代化的地区之一。那么，为什么南部农业现代化会经历这样一条如此曲折的道路呢？特别是从困境到突破，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现代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特别是尚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及第三世界农业发展需要借鉴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因此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上海哲社一般项目“从困境到突破：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现代化模式研究” （批准号：2017BLS002）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察与梳理，以内战后（1865-1970）美国南部农业发展为主线，系统考察了南部农业现代化由长期深陷困境到最终成功实现突破的历程，深入分析了1865-1930年代南部农业现代化长期深陷困境的表现形式与原因，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南部农业发展如何打破困境,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启动与二战及战后时期快速推进，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农业现代化。

        内在“固化”经济结构与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现代化长期深陷困境

       内在“固化”经济结构是内战后南部农业现代化长期深陷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内战结束后，种植园主将租佃制度（包括分成制和租佃制）与借贷制度“绑定”在一起牢牢控制了南部乡村生产要素市场，进而导致南部农业发展形成特殊的内在“固化”经济结构。这一“固化”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1.棉花为主体的畸形单一种植结构；2.大部分农业劳动者长期深陷贫困、长期被固定面积狭小的租佃农场，难以实现向城市与工业部门转移，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迟迟难以展开。与此同时，内战后南部在美国三大区域经济分工中延续了类似“殖民地色彩”的边缘角色：从西部大规模输入粮食，从北方大规模输入资本与工业制成品，向北方棉纺织企业大规模输出棉花。内在“固化”经济结构强化了南部在美国区域经济分工中的边缘角色，导致南部农业现代化启动长期陷入困境。内战后，这种“固化”经济结构在南部农业中长期呈现出“刚性”特点，其一直未能被打破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国家干预角色的缺失。

       罗斯福政府的农业干预政策与南部农业“固化”经济结构的撼动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通过农业减产补贴、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业生产贷款、针对贫困租佃农（分成农）救助项目等干预政策全面改造南部农业，由此南部畸形的单一棉花种植结构开始被打破，棉花生产持续扩张的趋势被彻底扭转。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棉花种植面积的大规模削减，以及为了单独获取联邦政府的棉花减产补贴等因素的刺激，许多种植园与地主主动减少了种植园与大农场分成农与租佃农的数量，由此大批黑人与白人农业劳动者被迫离开乡村前往中西部、东北部城市或南部城市与城镇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南部农业人口较大规模的迁移由此启动。此外，联邦政府给予的大量农业减产补贴，以及分成农和租佃农的数量不断减少，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种植园主和大土地所有者购入新的农业机械取代原有的分成农与租佃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部农业机械化的推进。最后，为了解决南部农业劳动者，特别是黑人分成农与租佃农的贫困问题，联邦政府在南部还推行了以提供小额贷款、扶持建立小自耕农农场为主要方式的救助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但是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内战以来南部的租佃制度和借贷制度，破坏了内战以来南部乡村借贷制度存在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成制与租佃制、借贷制为主体的农业体制受到较大冲击，由此内战后南部农业发展长期延续的内在“固化”经济结构被撼动，南部农业现代化由此开始启动。

       二战与南部农业“固化”经济结构进一步被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联邦政府继续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以及旺盛的战时需求都推动农产品价格保持着较高的水平，继而大大提高了南部农业劳动者收入。旺盛的战时需求与联邦政府的价格支持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南部农作物生产多样化。虽然棉花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且由于战时需求庞大，棉花种植规模的减产限制被废除，但是战争期间，这并没有刺激南部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增长，反而延续了新政以来棉花种植规模下降的趋势，由此南部单一棉花种植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此外，旺盛的战时需求与联邦政府的价格支持政策也使得其他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由于种植这些作物往往获利更丰，越来越多的南部农场主主动减少了棉花种植规模，进而种植了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作物。此外，二战期间联邦政府推动大批国防工业入驻南部，由此带动了南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战时北方制造业，以及迅速发展南部城市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旺盛，继而提供了较之农业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而进一步吸引了南部农业劳动力的大迁移，由此引发南部农业劳动力的“短缺”。为了应对南部农业劳动力的“缺乏”，南部种植园主与大农场主加快了农业机械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内战后南部长期存在的分成制、租佃制进一步瓦解，实行雇佣工资制与现代租佃制的新型种植园迅速崛起。最后，联邦政府实施的乡村救助项目继续通过贷款、提供培训等优惠措施力图将南部租佃农与分成农改造成拥有土地的小型家庭自耕农。虽然这些救助项目最终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南部乡村租佃农与分成农的贫困，并由此确立了由政府承担农业劳动者农业生产借贷融资的职能。正是在一背景下，二战时期，以分成制与租佃制和借贷制为主体的农业体制得到进一步改造，内战以来长期存在南部农业发展的“固化”经济结构从更深层次上被进一步打破，南部农业现代化得以大踏步前进。

       二战后南部农业“固化”经济结构的彻底打破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战后南部农业现代化继续高速推进。战后联邦政府继续奉行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业补贴与信贷政策，积极推动开展农业机械化技术研发，对战后南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充分地保证了战后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以及联邦政府牢牢掌控农业生产融资信贷与救助职能，由此全面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在南部的实现，单一的棉花经济彻底解体，以分成制与租佃制为基础的农业体制开始被实行雇佣制或现代租佃制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以及更大规模的南部农业人口脱离农业向城市或城镇迁移。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由于冷战的爆发在南部继续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南部地方政府则积极实施产业招募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加速了南部工业化进程，进而对于吸纳南部农业中剩余人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战结束以来长期困扰南部的“固化”经济结构被彻底打破，20世纪60年代末南部最终完成了农业现代化。

       内战后南部农业现代化从困境到突破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欠发达社会，农业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往往会受到乡村原有的租佃制度、借贷制度等传统农业生产体制的严重阻碍。这些传统制度生命力异常顽强，甚至有可能适应不平等的国际与国内市场分工体系，由此形成刚性的“固化”经济结构，进而严重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在传统的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干预与引导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农业补贴、价格支持、提供贷款等配套改革方面政府必须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