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管理动态 / 市社科规划课题
    1930年代上海文学中的审美都市主义研究
    2022/8/8 10:58:29    点击量:3345
  • 项目类别: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
    负 责 人:叶祝弟
    工作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批 准 号:2018BWY015



      该课题所关注的审美都市主义,是将审美现代性放置于都市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进而描绘现代上海都市空间中游荡、穿梭的现代人的情感地理和精神光谱。这样的一种企图,表现在借鉴以往的研究基础上,融入审美现代性和现代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创造性提出审美都市主义,力图为1930年代的上海文学研究打开一个值得期待的新领域。对1930年代的上海文学尤其是“新感觉”派笔下的审美都市主义的考察,集中对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症候有关的时间不感症、颓废欣快症、空间栖息症、神经衰弱症、厌女症(女性嫌恶症)等现代性作剖析。这些症状集中呈现了193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特质,更重要的是,每个病症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对应着卡林内斯库所要论述的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领域——现代主义与瞬间审美、快乐哲学与颓废主义、躯体感觉与男性气质、躯体审美与女性书写等。笔者选择将审美都市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乃是基于1930年代上海的现代都市物质生活和现代主义小说内在脉络的解剖,更是希望描摹由欣快、自恋、紧张、焦虑、恐惧、厌倦、妄想、癫狂、精神分裂、恋物癖、施虐与受虐拼贴成的“上海心电图”——集审美现象和审美体验于一体的都市审美现代性——进而理解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研究力图澄清以往研究的一些误区,比如研究认为都市审美主义更多呈现为一种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相互包含的现代性”——既有对中产阶级的胜利歌颂的一面,也有激进的对文明的否定。换句话说,193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都市书写并非代表了两种现代性的对立,而更多地代表了两种现代性的交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并不存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的完全对立,只存在内部分化,这是启蒙和审美的双重变奏。

      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梳理晚清以来都市文学中的审美都市主义谱系。以曾朴的译介、交往和创作历程为开启和线索,聚焦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丁玲、新感觉派等作家作品中的审美现代性书写,探寻中国都市现代性的另外一条隐秘的线索,或者称之为中国都市现代性的“暗面”——一个融躯体感觉—心理变态为一体的现代浪漫—颓废都市。第二,聚焦都市变态现代性之瞬间审美。与瞬间审美相对应的,考察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碎片式的景观主义以及阈界的美学——动荡不安、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美。第三,聚焦审美都市主义之颓废欣快症,剖析都市人病态式的、近乎变态的颓废欣快体验,并分析新感觉派享乐主义的都市观。第四,聚焦神经衰弱以及相关的焦虑、忧郁、厌倦、冷漠、妄想等现代性体验以及艺术表现。

      研究重要观点有,通过梳理现代文学中躯体感觉—变态心理的谱系发现,现代作家们以极端体验的形式,揭示了现代都市文学的一个秘密:一个凸显出爱欲与艺术的双重激进主义。新感觉派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对生命本源的强调,当然内在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洋场消费新时尚和左翼革命激情相互激发的语境,但它也确实在多个维度上所来有自:它一方面接续了晚清以降“哀情”小说的传统,将吴沃尧所谓的“情”之持续激变过程搬演到都市空间,在种种“色情文化”的耽溺中实践了“美的性生活”;另一方面,则也是移植了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恶的美学传统,将弗洛伊德所谓艺术起源于爱欲的观念推行到极致,在充盈着声色犬马的语言操练中,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乃至政治和社会现代性发端于爱欲解放的观念提供了完美的证词。有鉴于此,从审美-都市的角度解读新感觉派小说,提出审美都市主义,或试图探索一条新的都市文学研究路径。
      第一,“审美—都市”的审美都市主义研究路径是对既往研究路径的集纳和继承。对于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研究,大致有三个维度:一是时尚化、欲望化的现代都市书写,用以对抗左翼的革命书写和京派的乡土抒情;二是审美现代性的解读,强调的是作为独立文化形态的都市文化空间的建构;三是以左翼文化的立场作批判式解读,突出新感觉派的颓废色彩,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病态的体现。“审美—都市”的审美都市主义承继的是审美现代性的里路,在继承和吸收这三种研究路径的基础上,试图将躯体感觉和变态心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在启蒙现代性视野下,常态呈现为道德的,伦理的,恒定的,变态则往往被归为不道德的,越轨的,反常的,僭越的,流动不居的。对于新感觉的研究,既需要超越道德立场,也需要超越异化和病态的两种批判研究思路。变态不能仅仅看成是都市病,病态是一种偏向道德意义上的负面的评价;也不仅仅是异化,异化是基于技术、意识形态等普遍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异己统治所导致的文化—历史困境。“审美—都市”的审美都市主义建基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上,关注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极端体验,更希望将变态看成是一种类力比多,一种去道德化的生命自由意志的呈现,一种“苦涩的愉快、痛苦的欢乐”的恶之花,其以放荡、紧张、烦闷、厌倦、冷漠、忧郁、邪恶的“恶的和谐形式”同样推动了现代都市和现代文明的发展。

      第二,“审美—都市”的审美都市主义尝试连接和统一起躯体感觉和变态心理两个维度。将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统一到躯体感觉—变态心理的维度上,试图解决新感觉派作家的内部认同问题。对于“新感觉”这个概念本身,施蜇存先生就颇有意见,他甚至拒绝将自己归为新感觉派。施蛰存在《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中认为,“日本人的翻译不准确:所谓‘感觉’,我以为应该是‘意识’才对,这种新意识是与社会环境、民族传统息息相关的;社会环境变化快,而民族传统不容易变。”此意识本质上就是施蜇存先生所说的,inside reality,而所谓的“内在的现实”应该是一种与潜意识或者是情意综紧密关联的心理状态。施蛰存所强调的新感觉或者新意识的民族传统,可能强调了他们那一代人遭逢、回应都市现代性时的独特性,它虽然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但却表现出了民族性的特色,也就是他们笔下的现代心理的“内面”,既具有现代性的普遍特质,但却同时是基于东方的、民族的、上海的文化心理结构。虽然施蛰存并不完全认同自己属于新感觉派,但是在现代心理描写方面,施蛰存和刘呐鸥、穆时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不仅是因为心灵和感官是相通的,一旦心理发生变化,躯体感官也随之发生变异,焦虑、恐惧、性错乱、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等变态心理会以欣快、紧张、癫狂等夸张、变形、扭曲的形式呈现在躯体上,更是因为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蜇存同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属于东方的、民族的、上海的文化心理结构。

      第三,城市是文明的容器,乔塞亚·斯特朗把现代城市称为“文明的风暴中心”。的确如此,城市创造了、又毁灭了文化和文明。因此置于人类文明进程的视野下,以今天的立场,重新审视“审美—都市”的审美都市主义,就是看到了启蒙理性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危机,试图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早期,找寻和打捞一种被压抑了的感性力量,在重新为感性正名的过程中,确证和张扬个体生命的价值。一方面,“审美—都市”的审美都市主义所要对抗的正是一种建基于科技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工具理性主义,以及这种工具理性主义主导下的乐观的、进步的、线性的启蒙现代性。这种启蒙现代性思想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负面的一面。对现代人的都市感觉和变态心理的剖析,一定程度上亦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随着“一切坚固之物都烟消云散”,审美现代性往往呈现为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和自我流放,但是非理性的冲动往往会使现代个体失却坚实的大地,无根的现代个体在喃喃自语中陷入厌倦、孤独、颓废,最终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

      换言之,新感觉派的审美现代性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使命,它既受益于历史,也受制于历史,既是对五四精神的传承,又像施蛰存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它本身并不缺少批判精神,只是所强调的是反传统,而非反都市、反现代,他们批判的目标主要不是各类形式的现代性——理性的、科学的、进步的、时间的,反而在很多情况下是对于这些现代性观念的拥抱,并借以反抗了那些妨碍现代性实现的障碍。总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并不存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的完全对立,只存在内部分化,这是启蒙和审美的“双重变奏”:即“肉与火”和“肉与死”的分化和交叉,前者在肉欲之中窥见了革命的火种,后者则深陷在莎乐美的死亡之吻中,本质上这两种现代性都是都市审美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也是同时需要批判性扬弃的对象。

     
  • 来源:    编辑人:
    相关导读:
Copyright ©2001-202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All Right Reserved
访问量:       沪ICP备13022180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21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