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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线建设中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关系研究
    2021/6/4 9:43:07    点击量:5339
  • 负责人:陈熙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课题批准号:2016ELS003
    课题名称:小三线建设中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关系研究
    结项等级:良好(2021年5月)
    成果简介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一项最重要的军事和工业战略部署,力图通过将沿海地区的工业、工厂和工人迁建内地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在西南、西北地区建成一个稳固的战略大后方。与此同时,一线省市也在省内建设自己的常规武器基地,以便战时独立作战,即为小三线建设。这种以工厂整体或部分搬迁内地的建设方式,形成了规模浩大的自东向西的人口迁移潮。不同于同一时期其他以疏散城市过剩人口为目标的移民运动,三线移民的主要对象是生产性人口,以产业工人、家属和干部为主,因而在移民的动员、安置、管理以及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具有其独特性。三线建设带来的城市工业文明和城市人口“嵌入”到农村地区,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一次正面的交流和碰撞,构成了我国二十世纪后半期城乡关系史和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当地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观念、环境等造成深刻的影响,也对小三线移民群体自身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口述的开展,三线建设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三线建设过程中的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推进三线建设整体研究的深入,而且由于移民问题涉及到当时的户籍制度、社会动员机制、工农业生产方式、社会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受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因而对三线移民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内在逻辑,推进共和国史的研究。

       课题组系统地收集了大量的三线建设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包括各类政策文件、动态简报、企业内刊、厂报、会议记录、生产计划和分配报表、账册簿记、党团民兵组织材料、私人信函和日记等,同时开展对三线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在此基础上,广泛借鉴和参考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小三线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



       课题首先对三线建设及移民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了论述。三线移民的演变与三线建设本身的起伏密切相关,而三线建设的起伏又取决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二十多年中,主要有两次迁建高潮:第一次是1964年北部湾事件前后,美国袭击越南,北部湾局势十分紧张,毛泽东转变了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认为战争的风险在急剧上升,而当时国内的工业、人口等都过于集中在沿海城市,不利于战备,因而中央要求各地迅速建设后方基地,疏散沿海工厂和人口,以应对战争威胁,于是形成了第一次三线建设高潮,工厂、工人、干部、家属等也开始大规模地内迁。

       第二次建设高潮则是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军事威胁,在东北、蒙古、西北漫长的北方边界上强兵压境,于是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三线战备建设,迁建工厂和迁移工人的规模都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其中重点生产针对苏军的反坦克武器。七十年代后,国际形势趋于稳定,三线建设及移民也大体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八十年代后,国际形势缓和,和平成为主旋律,中央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逐渐褪去,开始了“军转民”阶段,大批三线厂和职工陆续返城,直到九十年代初,绝大多数的职工都已陆续回到城市。



       利用档案资料和口述访谈,课题组对上海小三线的7万职工和家属在六七十年代如何被动员进山、如何在皖南山区安置生活、八十年代后如何返城等移民的全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对不同阶段、不同群体之间的角力和博弈进行了分析。

       在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持续推进时期,国家对内迁的三线职工的希望和要求是扎根三线一辈子,然而小三线的职工们在山区落地生活了二十余年之后,仍未在当地生根,当外界的政治环境松动,他们便强烈要求回城。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管理体制上,上海小三线虽然地处皖南,但本质上却是上海的一块飞地。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造成小三线职工与当地农村人口之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融合。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属于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尽管三线厂地处农村山区,但他们不可能融入到皖南的农村体系中去,而当地农民除了少数征地工外,更是无法逾越城乡壁垒,进入小三线厂的城市体系中来。加之小三线厂的军工性质,具有高度保密性和封闭性,因而并未融入地方经济体系中去。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三线移民主要靠行政动员的方式进行的,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一旦外在的行政动员压力消失,人口迁移便出现反弹。尽管并不能否认部分职工在内迁时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但同样也不可否认,外在的动员和政治压力是将职工从上海推送到皖南的主要力量。支内行动要求职工们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而牺牲了个体的物质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的做法在当时是一种被鼓励和赞扬的政治道德,然而政治道德并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和物质的需求,对移民个人利益的损害在根本上决定了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即便在计划经济时期,如果忽视或牺牲移民的经济利益而单纯依靠行政动员或行政指令,也无法使移民长久地稳定在内地。



       外来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土客互动”关系是移民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三线建设以行政命令方式将城市的工厂迁入内地山区和农村,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一次特殊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间的交流和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对双方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愉快的交流互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和纷争,不仅对当地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观念、环境等造成深刻的影响,也对三线移民自身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一部分,借用了经济学中的企业捐赠和溢出效应(外部性)的概念,分别论述了三线企业向当地农村的直接性援助和三线企业给当地农村所带来的主观意愿之外的效益和破坏,继而通过“机会主义”的概念,分析了农村对三线厂的正向援助和负面的利益纠纷,从而构建了三线企业与当地农村之间“土客互动”的基本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三线厂给予了当地农村大量的援助,涉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设备、工业物质、资金、救灾、医疗、生活设施、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这种援助形成了一种“企业捐赠”,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捐赠不同的是,三线厂的捐赠是上级政府有组织的安排。这种大规模且持续的企业捐赠行为不仅仅是出于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换取地方政府、农村公社以及农民对三线厂的支持和配合,以降低三线厂运行的社会风险。

       除了直接性的援助外,三线厂还给所在地农村带来更加广泛的、且在三线决策者本意之外的影响,这当中既有积极正面的,也有消极负面的,即近似于经济学中的“溢出效应”,其中包括工业文明的扩散,改变了当地农民的认知、工作作风、卫生观念、生活习惯等,三线厂的基础设施如修路、建桥、电路、自来水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三线厂的到来也造成了当地物价上涨,并造成一系列的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三线厂在各个层次上给予农村的捐赠,都只停留在帮助当地解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的层面上,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三线建设有意于推动当地的工业发展,或试图改变当地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由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天然优势,三线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这场土客互动关系的进程和走向。然而,双方的互动关系并非单向的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输出-接受”模式,农村的主场优势也同样不可忽略。农村和农民也曾给予三线厂主动的反馈,其中既有诸如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安定的环境等正面的支持,也包括各种负面的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双方的互动关系是多向且随时间变化的。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双方的关系出现了逆转,作为当地人的农村和农民在与三线厂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开始占据更强的话语权。在之前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被集体利益所抑制,而在推行家庭私人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利己动机迅速增强,他们开始要求三线厂给予更多的补偿,并通过行使“伤害权”以及各种机会主义行动来谋求个人的利益。加之八十年代后战争局势的缓和,三线建设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政治光环随之黯淡,从而导致了双方的相对地位和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课题进一步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三线建设是如何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化进程的。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也有助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但课题研究发现,尽管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将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内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地重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诸如十堰、六盘水、攀枝花等少数三线城市的兴起,但是这并未带来内地整体城市人口比重的相应提高,城市化率反而呈现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三线建设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国防安全,在企业的布局上追求“山、散、洞”,工业集聚效应难以发挥,无法形成产业集群,难以吸引人口迁入,而且,城市化并不是三线建设的政策意图所在,甚至为了国防安全而刻意将新建工厂分散,并尽可能避免集中于城市。城市人口的集聚和发展本质上与三线建设的国防目标相违背,这也是三线建设未能带来内地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出于备战考虑,东部一线城市不仅工厂大量内迁,国家投资大幅减少,而且城市人口的发展也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来自于国家财政,当有限的资金被大量投放到三线地区时,意味着东部地区得到的资金必然减少。东部城市以支内的形式,将大量的工厂、工人和家属等迁到内地,这无疑直接削弱了东部工业生产能力,从而制约了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步伐。研究认为,控制东部城市人口增长与建设内地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的一体两翼,两者同样重要。这样一来,在全国层面,六七十年代我国城市化发展便逐渐与工业化进程脱钩,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是有助于推进三线建设的整体研究、移民史研究和共和国史研究。三线建设近年来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工厂、工人、干部和家属的迁移问题是三线建设的重要一环,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三线建设史整体研究的推进和深化。同时,小三线建设通过大规模、有组织地将城市工业和人口迁入内地农村,之后又陆续回到城市,形成了一次重要的往返迁移流,构成了这一时期移民史和城乡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共和国史的角度看,三线建设的移民问题涉及到当时的户籍制度、社会动员机制、工农业生产方式、社会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受到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透过移民问题可以观察和理解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进而推进共和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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