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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
    发布时间:2018/5/7 15:34:33    点击量: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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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作为一项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其宗旨是在时代自我意识的高度,对现代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如何围绕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内在期待而展开的复杂历程,做出进一步的哲学反思,将中国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从“现代化取向”(冯友兰)、“政治革命—哲学革命”(冯契)等书写方式作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注意如下问题:从前现代到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涉及到我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样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不回应这一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挑战。以往人们注意到的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甚至逻辑学,它们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涉及到哲学变革的不同层面或不同视域。本项成果则主要从社会哲学的视角集中考察十九世纪末以来,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前辈和时贤作了何等有深度的思考并发生了什么样的论辩,同时探寻观念史的进程如何传达了文化精神的转向,考察它对于世人理解历史、认识今日中国的现实以及我们的未来,有何值得注重的意义。并希望通过视角的转换,开拓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

        这样的研究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尽管“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也进入了新阶段,但是“中国崛起”的文化动因似乎并不明朗。在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对不同文化作比较研究的时候,人们常常对那种弥漫其中、不容易明白表述却又经常影响人们思维和行动倾向的东西,或者说是影响一类文化的气质,有一种直观性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的气质和倾向叫做文化精神。重要的是,特定的“文化精神”既有总体性特征又并非单一的实体。由于文化总是在历史中变迁、发展的,任何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在历史中生成、演化的。就像一切事物都服从相反相成的辨证法则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也不会是单向的。在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之下,很可能隐蔽了与此不同的方向,或者潜伏着与其相反的特征。因而有显性与隐性、主流和潜流等差别;更有所谓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而且,即使在“大传统”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和倾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又有所谓“风气”的转移。历史学家说的“风气”即文化精神在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表现,精神是体,风气是用。精神是能变,风气是所变。“通古今之变”是一切历史学科的任务。洞察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是哲学家的智慧。哲学史研究者则可以通过对风气之变的反省去探讨理论变迁之消息与得失,并进而考察它和社会变革的因果关系。

        本项工作对自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哲学观念史的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哲学视角,其最初的焦点,就是注意到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之“动力”的强烈追求。这一场观念变革引领了中国后来发生的巨大飞跃,发展起来的中国又出现了观念运动主流之再度转向,表现出对“秩序”重建的高度关注。

        从农业文明开始转变为工业文明,以及从中央帝国突然被拖入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意识的危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1895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主流激进化的起点;从社会史的视角看,正是由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先在“中体西用”论的文化共识基础上儒家共同体所保持的社会团结,再也不能维系下去。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组成的儒家士大夫共同体分化了。它是20世纪之所以成为“革命世纪”的原因之一,也在观念世界开启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角——一种既复杂又不断调整着相互力量对比的——关系。“救亡—富强”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追求,问题是:第一,如何到达富强?第二,中国需要何等样的富强?由此转到社会哲学的向度,第一个是“社会动力学”问题,追问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获得迅速富强的“动力”;第二个是“社会静力学”问题,关系到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秩序”原理。19世纪末儒家知识共同体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上当时的人们未达成基本的共识。

        在“社会动力学”的论域中,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变革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人普遍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前,甚至在中国刚刚酝酿制度变革之际,知识精英的观念世界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预示着中国文化精神正在转向动力性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导。它表示现实生活中对“富强”的追求,需要哲学的辩护,同时也导致“动力”的追求成为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期待。中国哲学有悠久玄远的“变”的智慧,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既有强调“生生之谓易”之“刚健”的一脉,也有与释道两家类似的强势理论,即以虚静为本体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动静”、“道器”、“力命”之争,进入近代以后,积极地应对时代的拷问,要从古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模式中转变出来,促成中国转变为足以与“浮士德—普罗米修士”式的西方文明相竞争并进达“超胜”的现代社会。本项成果特别集中于研究从1895年到1995年这一百年间,因应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期待,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各派代表性人物如何提出理论主张、展开学术论辩,从而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脉络:在总的趋向上,适应社会急剧变革的要求,依托进化论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又经过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飞跃,前卫思想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表明“动力的追寻”曾经是这个“革命世纪”的强主题。当然其中亦蕴含了“秩序的焦虑”或者关于“秩序”的具体结构的争执,但相对而言后者曾经是一个弱主题。这种状况到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转向,与文化激进主义让位于文化保守主义相应,此时,“动力的追求”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后者迅速上升为时代的强主题。因此本项研究描述了如下的总体过程:在较长的时段里,“动力的追求”压倒了“秩序的焦虑”,而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秩序的重建”势必将“动力的反省”综合在其自身。

        “动力的追寻”使得中国文化精神具有更为健动的气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员、推动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或“中国的崛起”,其作用可用“哲学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来比拟,因而居功至伟。所以对它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对它的意义之基本肯定集中在两点。第一,从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出发肯定动力性的获得;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飞跃。而完全舍弃“进步”、“竞争”、“创造”、“平等”这类动力式的现代性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将无以自处。第二,从内涵的民族情感而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需要新的持续的动力。无论历史上的进化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差距,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个大事上,他们都有相当的共识。在经过长期的曲折、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以后,人们将会认识到,19世纪晚期以来发生的这场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对“动力的追寻“之“肯定”,决非无条件的肯定。这不但指对加入这场转变的各种理论的原生形态,我们需要一种分析批判的工作(正如对进化论传播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等,早已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而且是指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对“动力”的追求,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流派带有激进的气质,它与被哈列维视为“哲学激进主义”的功利主义,构成了某种谱系关系。以欲望的解放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在带来新型的人格理想的同时,也曾经使许多普通人经历了心灵失序的迷茫。现代中国由于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需要重建——而显得尤其严重。从前现代到现代,新型的政治制度需要秩序原理为其作合法性辩护;如何安顿人的心灵、重塑社会秩序,这样的思考,虽然在“动力的追寻”呈现为主流时就已经存在,但就观念史而言,直到1990年代激进主义让位于保守主义之后,尤其是随着中国崛起开始面临如何重塑世界秩序的问题时,“秩序”才真正成为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转向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是: 1980年代我们看到主体性的凸现,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以实践为中心的主体性理论,和现代新儒家力主的道德主体性之挺立;而进入1990年代, “主体性”话语则在大陆迅速分化并进而渐渐消隐。

        本项成果在其大致依照历史时段而具体展开的过程中表明,各派哲学的意见虽有派别的区分,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实际上又有分有合。在看似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其实有某些隐蔽的共识;在总趋势上趋同的时刻,也不等于具体方案会始终雷同。从1895年开始形成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三角关系,以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方式,或隐或显地存在于革命世纪之始终。在哲学领域,一开始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中有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实证主义三大流派与其遥遥相对。无论是在“动力”问题,还是在“秩序”问题上,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以严复为其最初代表之一的那派人物(政治上有自由主义倾向、哲学上则受实证主义影响),通过描绘一个“质力相推”的机械论宇宙观,并由“推天理以明人事”的方法,来论证“进步”的信念,以及“竞争”和“创造”何以成为进步之动力和源泉。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缺乏“求道”的热情,对于他们而言,“道”既是一个动力性的观念,又包含了秩序的意蕴,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试图进一步论证“自由”和“理性”为秩序原理之所以然。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作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因而将社会革命视为最重要的“动力”,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它与通过认识论与历史观的辩证综合而成的毛泽东哲学“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相互映照之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变动了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才是通达“大同”的道路,未来社会需要以“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为理想的秩序。

        从“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立场演化而来的现代新儒家,以“返本开新”的姿态,主要通过创造性地阐发传统的“心学”义理,来解决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从梁漱溟的“意欲”论、熊十力的“心本论”到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们实际上都主张从传统儒学开发“源头活水”,认为彰明道德主体意识、安顿现代人的心灵,才可能——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开出”科学与民主,重建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

        在处理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基于“平等”的激进主义方案和实验,它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被广泛接受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另一方面有更强调法治、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秩序,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方案,理性化(韦伯)和市民社会(黑格尔)受到关注。后者在接受外来思想的同时,也渐渐倾向于传统的自然演变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哈耶克)。因而在经济起飞实现以后,以文化传统主义为特色的保守主义开始崛起,取代文化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他们的运思方向,是将社会秩序、文化的连续性、人的实存三者视为内在一体的。以现代新儒家为主体的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在“秩序”建构上,虽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拒斥激进主义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自由主义的“秩序”的基础是“自由”和多元竞争;保守主义“秩序”的基础是文化的连续性和传统的权威。继(以港台新儒家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家”之后,晚近新兴的“大陆新儒家”则从“心性儒学”转入“政治儒学”和“制度儒学”,表现出积极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的姿态。从“革命世纪”一开始,未来世界的秩序就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导引,在“中国崛起”成为势所必然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更积极地讨论世界秩序的重构,并开始思考,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轴心时代”中,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哲学的革命成果如何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上述三种话语的互相交集和论辩,构成了贯穿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极为丰富而重要的哲学内容。由于它们是在持续的争论中演变的,它也就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过程中,曲折地传达了时代精神。

        “动力和秩序”是关乎人类社会生活的两项实存,它们为现代社会同时需要,其关系也需要获得合理的解决。换言之,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具备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又必需建构起合理的秩序,既容纳“动力”的积极作用而不遏制其生命力,又能保持社会在整体上的动态稳定、避免破坏性的风险。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有源远流长的秩序理论,也有丰富的“变”的哲学,但是,对“动力”的观念,只是在20世纪才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补充了“动力”观念的丰富性,它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又具有中国之特色。但是,如何对传统的秩序理论作创造性的转化,尤其是如何能将“动力性”综合在理想的秩序之中,还有待当代哲学研究者的努力探索。本项研究对“通俗哲学”和“学院哲学”作辨证的综合,试图更宽广地把握社会的精神现象,通过对现代中国哲学围绕它们展开的争论做历史考察,提供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新视角,同时也对社会哲学的推进提供某种个案。通过考察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哲学思考的内在联系,来讨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侧面,这样的工作对认识巨变中的时代、认识我们自己、规划未来应该能够有所裨益。


    课题批准号:2012BZX002
    课题名称:“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
    最终成果:《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专著)
    课题负责人: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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