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名称：“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日常语言分析美学研究

负 责 人：林云柯

责任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在维特根斯坦研究界，主流解读是于80年代已经形成的马尔科姆（N.Malcolm）、哈克（P.M.S.Hacker）和戈登•贝克（G. P. Baker）等研究者为代表的“传统维特根斯坦”。这种解读的核心是关注并承认维特根斯坦在其中提出了具体可参考的“哲学学说”，并集中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可说”与“不可说”的框架在《逻辑哲学论》中被保留性地呈现为“可说”（saying）与“可显”（showing）。与之相对，始于60年代末而又在80年代之后被显著确立的“新维特根斯坦”则支持对《逻辑哲学论》进行一种“自反式”解读。这种解读的立场是认为《逻辑哲学论》中不存在被许诺为可以重复调用的“哲学学说”，整个“形而上学框架”在达成对语言的理解，或者说据此完全掌握了语言之后，就会被抛弃掉。这一解读又被称为“果决主义” （resolutism），或者“戴蒙德-柯南特” （Diamond-Conant）式解读。“新维特根斯坦”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解读视角，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或仅作为“传统解释”的对立面出现。本研究旨在对这一解读思潮进行正面研究，并展现这一解读思路对其他人文领域，尤其是对文艺理论的影响。

重建语言分析哲学的“问题史”

不进行或至少不依赖哲学史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流行观念。但对于“日常语言哲学”来说，语言分析的目标不仅是关于意义的，其更重要的问题意识是关于对象如何存在以及世界如何构成的一整套思维行动原则。“新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日常语言哲学背后的哲学史与问题史进行了深度挖掘，而非仅仅关注对维特根斯坦这一单一思想家文本的专门性研究。本研究以“问题前史”-“核心解读”-“拓展应用”的结构完整地展现该思想流派的整体性视角。其中在“问题前史”部分，以“反心理主义”为核心，详尽地论述了语言的“逻辑”与“物”之间的关系疑难如何发生，并如何成为了理解《逻辑哲学论》相关问题的关键。其中包括罗素对“迈农主义”的批判，对“摹状词”理论基于日常语言的新解以及对弗雷格基于数的“先天分析”的更为直观的解读。这一问题前史在已有的研究中并不受关注。因此，该部分即是对已有研究在哲学史视角上的补充，同时也是对“新维特根斯坦”注重“问题史”这一方法论的践行。

语言“实体性”的再定位

在对“果决主义”解读何以成立的论述中，本研究避开“标准解读”视角的对位影响，对“果决主义”进行了专门的正面解读。为了避免已有研究中存在的单纯的辩论视角，该部分研究也遵从“新维特根斯坦”基于“问题史”的方法，将该解读的论述源头追述到60年代末产生的以石黑英子（Hidé Ishiguro）和布莱恩·麦金尼斯（Brian McGuinness）为代表的彻底的“反实在论”解读。这种解读主张语言中“名称”和“对象”的对应在原则上就是无法达成的，只有在命题中一个名称才能获得意义。但是，和传统理解中将这一问题简单地理解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不同，“石黑-麦金尼斯”解读的特殊之处是对“对象”之“实在性”自身的讨论。虽然《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提供了某种“实在性”，但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实体”和“实在性”。

朴素意义上的“实体”简而言之是具有一定空间属性的，因此在观念上我们才可以指涉它们，但维特根斯坦的“对象”是一种被“引入”的“实体”。如果说早期指称理论仍然认为不可继续分析的名称自身可以保有一个独立于命题之外的指称，那么比早期指称理论更彻底，“石黑-麦吉尼斯”解读认为脱离命题的名称不存在独立的指称，这一立场成为了“果决主义”框架的前述立场。如果说石黑英子的表述仍然是将“对象”的内部属性析出于命题之中，那么麦金尼斯则干脆认为一个物体的内在性质就是它与其他物体结合的可能性，而这些性质可以通过任何关于该物体的普通命题表现出来，无论该命题是真还是假。这些解读使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完全回归到语言“内部”，“命题意义”完全地先在于“命题符号”，语言自身的系统性运转而非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成为了核心问题。以此为基础，本研究在该部分对戴蒙德的“果决主义”解读框架、柯南特对“无意义”（nonsense）概念的问题史分析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且对该解读框架在诸如“科学实在论”等拓展领域上的效用进行了一定的提示。

“果决主义”（resolutism）的“自反性解读”

“戴蒙德-柯南特”式解读的“果决主义”框架实际上是上述问题史最终凝结而成的具体方法呈现，并且二者各自承担了问题史中的两个层面的重点。就戴蒙德来说，“自反式解读”的目的是彻底消除《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因素，将“石黑-麦金尼斯”解读的立场进行简化和明确，并且将《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论述的部分都视为“过渡段落”。就柯南特来说，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逻辑哲学论》所涉及的问题史提供了切实的哲学史深度，这一哲学史深度和斯坦利·卡维尔为代表的以“实在论”与“怀疑主义”的问题意识相呼应，极大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应用范畴。

戴蒙德认为，“标准解读”是一种“畏缩”（chickening out）的解释，在“可说/可显”的背后，“标准解释”树立的仍是一种语言与事物之间的旧的实在对应关系。而这会引发一个悖论：如果认为语言中存在一种“形而上学”区分，那实际上就是允许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又能够做出违背该语言逻辑句法的行为，而又因为实际上这种违背就来自于我们所已经违背了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的运用，所以它展现了一些我们实际上无法说出的，但又对语言有支持作用的某种东西。在后面这种情况中，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类似于卡夫卡《城堡》中的处境：处于一种语言（生活形式）之中，也能够看到“形而上”的东西在“背后”的作用，但这种认识即不能用来交流（一种可表达的共识性），也不能谈论（不是权力不允许谈论，而是没有相应的语言）。同样在《在流放地》中，背后刻字的设定也展现了这种困境。

“标准解释”的立场是，我们能“看到”，只是无法说出，即语言无法脱离“形而上学”因素、“真理性内容”和“实在论”倾向，只不过我们可以转移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萎缩”。“果决主义”的立场则是，这一“脚手架”并非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在其“内部”就解决这一问题，比如通过赋予一个词以一个新的词性上的意义，并在命题中使其能够被理解。在此，我们在语言中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行动中都并不必然遭遇“形而上学”问题。

“系统性”视角下的文艺理论

“新维特根斯坦”在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及媒介理论上的潜能主要基于对“系统性”的深入理解。就与之相关的当代认识论的具体落实而言，“反形而上学”不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反对，而是直接促发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模式，并且这一“系统性”被技术手段近一步夯实。“系统”区别于“工具”，正如“媒介”区别于“中介”，是指人自身的进化被构入其中的世界阐释，而非对系统功能的“利用”。人与媒介系统的关系需要被理解为人居于系统之中，正如人居于世界之中，因此“系统”就成为了“世界”的媒介隐喻。在这一方面，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与“第三维特根斯坦”等视角都可以视为“新维特根斯坦”引发的拓展研究领域。本研究通过大量的应用实例佐证“新维特根斯坦”研究对于美学及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并通过“热力学”等跨学科系统隐喻对文艺作品中的一些独特现象进行解读。

与同时代哲学思潮的共振关系

从“新维特根斯坦”所处的哲学时代精神来看，“果决主义”代表了一种“生成性”哲学思维。因此，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打破所谓“语言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壁垒成见，将“语言分析哲学”近一步的“去专门化”，成为一种可以与其他成熟的哲学及美学范式融通的思想领域。最后的拓展研究部分所涉及的研究分别涉及到“新实在论”、基于“法则性”视角的对观念论哲学的改造，以及胡塞尔之后现象学中的“发生学”问题。这些重要的当代哲学问题都与“果决主义”所代表的“生成性”原则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