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当代中国对话主义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研究

负 责 人：曾军

责任单位：上海大学

我们亟需树立“在世界中”的宏观视野，以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局限。在“在世界中”的语境下，“中西对话”得以占据一个独特的“之中”位置，这里的“之中”不仅包含了“之间”的意味，更非其简单替代。具体而言，“多元网络”所展现的外在多样性，“西学中的中学”与“中学中的西学”所蕴含的内在多样性，以及“西化与化西的双重变奏”所揭示的未完成性，再加上以“今中”为学术立场的“古今中西的对话”，共同构成了“之中”的中西对话得以实现的方法论基石。

文学理论对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

“改变”与“转化”实为交流对话的精髓所在。由此，蕴含深厚中国智慧的“化”理念应运而生。此“化”蕴含丰富的生成性内涵，聚焦于动态性、变化性及转化性等思维方式，能够精妙地描绘在交流互鉴过程中，所展现的变形、变异、异化、杂交、融合等多元趋势、进程及状态，为中西文论相互借鉴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将“化”作为方法论，是中国文论以独立姿态与世界其他文论进行平等对话的有效策略。它彰显了选择的自主性，即“主动化”与“主动被化”，使中国文论在中西文论交流互鉴的舞台上，能以更加自主的姿态展现，并合理借鉴、吸收不同文明的精髓。然而，核心焦点仍在于“当代中国”。

在“化”的实践中，构建“古今中西”的宏阔视野至关重要。立足于“今中”的立场，“古中”与“古西”均化身为宝贵的“资源”，而“今西”则构成了对话交流的复杂网络。“古今中西”不仅作为一种学术认知的测绘工具，更需深入剖析“古今”间的结构性断裂与错位、“中西”间的历史性断裂与差异，以及“古今中西”整体框架下的价值失衡与冲突。同时，对话主义文学理论亦需进行自我“对话”，其内在的一种“家族相似性”，正如萨义德所提出的“理论旅行”，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辨析。

中西文论互鉴的范式演进

在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西文论互鉴发展的态势历经变迁，中国文论主体在回应西方文论影响时所展现的态度和能力亦发生了显著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一百多年来中西文论互鉴在中国实践中的范式演进，其过程纷繁复杂，变体多样。然而，经过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大致提炼出三种主导范式。

首先是“体用”范式的变迁，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从“体用二分”到“体用贯通”。“体用之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早期方案，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思维模式上对当代中国有或明或暗的影响。“体用”范式在文论领域直接体现为中国古代文论如何与西方文论接触、碰撞与对话。虽然“体—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这一实践范式有三个特征，值得重视：“中体西用”的拿来主义、“学无中西”的贯通理想、以“汉学”为桥梁和方法。

其次，是“现代性”范式的转型，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从“西化”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范式源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五四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依托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应和着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激烈争论，现代性的问题再次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中国正在努力构建一个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是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论互鉴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来看，先后经历了毛泽东“一个结合”到习近平“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守正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外文论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有其特殊的方法论意义。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过程中的“互鉴”

中西文论间的互传互鉴，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体现为“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两大趋势。聚焦于新时期中国文论中的“西学东渐”现象，其核心议题在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如何深刻影响并推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转型与重构。

在探讨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时，我们尤为关注“批评理论知识的中国化建构”这一核心议题。这一过程中，不同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成为了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下，这些教材的功能不容忽视。它们不仅折射出编者（或团队）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西方文论的理解与把握，而且通过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阅读与学习，这些教材逐步构建起他们关于“西方文论”的初步知识体系与认知框架。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方面，我们可以细致区分出“美式话语”、“法式话语”与独特的“中式话语”，这一划分旨在更清晰地梳理并理解不同话语资源间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某些概念表面看似相近，但其背后所蕴含的话语构成却大相径庭，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探讨。“西方”这一概念，实质上是中国语境下的一种构建，而背后所涵盖的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等复杂且细致的划分，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在文化研究的中国影响层面，文化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边缘”与“少数”群体的关注与发掘，进而以此作为解构“主流”文化的手段。相反，深入探究并理解那些真正介入并影响支配性文化形成的因素，应被视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另一重要维度。若将前者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那么后者则无疑是建设性的探索。

中国文论的“中学西传”也是本着相似的思路。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国际传播，是思考一种“同时代性”的文论研究是否可行。中国叙事学和中国阐释学两个案例，则是具体地从“文本—发生—影响”的维度，探讨中国资源影响西方的具体限度。通过顾明栋和米勒两个具体案例，强调的是在“文本—发生—影响”的维度外，对话主义文学理论还需要重视共时性的对话和在地性的旅行，中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文化对话”和“文学对话”不可能采取无接触式的“隔空喊话”的方式进行。

对话主义文学理论何以可能？

基于对话主义文学理论、又超出对话主义文学理论的追问：对话主义文学理论到底可以为文学理论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

首先，这种视野可以让我们探寻文学理论的一些根本性方法，而非谈及“方法论”或“文学研究方法”。何谓“根本性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学术创新的一般方法，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但凡展开学术研究就不能不重视它们。最为基础的是“术语”。理论研究最具生产力的时刻，其实是感受到“语言的困惑”，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术语。术语是充满内在张力与矛盾、渴望突破困境、创造新思想的工具。术语的“点”，构成了“学案”的面。学案研究是“看大师互相吵架”，其核心思路在于将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问题化，研究主体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调停”：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进而明晰自身的问题意识，形成自己的观点。学案意味着切切实实植根于具体的“学术事件”进行个案考察。

其次，这种视野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背景中思考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中—西”维度的引入，可以为思考文论的中国化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些具体的阐释模式，我进行了一个类型学上的区分和说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古今中西处于多维时空的理论建构过程，需要克服“来源谬误”和“主体谬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有效阐释”为目标，在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中，展开对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理解，增强中国文论话语阐释力，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新形态。

第三，对话主义的视野，可以更好地促使中国学者在“世界中”思考中国文论的独特气质和重要贡献。20世纪西方文论基本上都在纯学术领域或者站在对作为国家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上展开，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论话语鲜明的“国家话语”性质有着很大的差异。以西方作为镜鉴，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问题，需要“把政策引入文学研究”，并以此作为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文论七十年发展的重要视角。其次是贡献了一个“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的文论思维。

中西文论互鉴的未完成性，也使得对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是处于未完成性的。在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为影响文论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