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 准 号：19BZS151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名称：基于GIS的明代卫所时空地理研究

负 责 人：郭红

责任单位：上海大学

近年卫所研究趋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考古等学科的介入，使得研究视角与方法呈现多样化，中国史学界也从新史料、历史人类学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本项目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卫所空间关系进行整体与区域相结合的分析，以展现卫所在明清人文地理中的作用及意义。

卫所与府州县治城的空间关系

卫所与府州县作为明代疆土管理的两大系统，它们之间从设置之初既有的最直接的关联表现便是地理上的。明初两系统在管理上的界限相对清晰，在地理因素上却因为有叠加而无法截然分开。对于卫所与府州县对应的地理特征，明初人们已经有所认识，对二者的并称也从“府州县卫所”发展到显示层级对应的“府卫州县所”。二者是否同治一城则是在地理上最明显且重要的显示。

同治与不同治的地理分布，受区域军事、经济、民族等多种因素影响，陆海边疆、民族和区域内的动荡因素是不同治的主因。除北直隶、山西中北部外，明代大多数地方的卫所与府州县的相对空间关系在明初已确定，宣德以后全国层面而言二者关系非常稳定，腹里区域更是明显。一方面，卫所设置时即以府州县治所为中心，尤其是军卫的选址更是如此，宣德以后明代府州县设置及其治所相对稳定，变化小，没有时间集中的大规模设废，因此同治卫所也就少有变动；另一方面，卫所如要迁治也并非易事，兵制特点使它一旦设置一地后就很难迁离，明代中后期卫所治所极少有远距离变动的。边疆与民族区域卫所与府州县空间关系有较小的变动，以贵州、广东为多，但也多是一府之内的近距离调整。

卫所与府州县空间关系是明代国家基层的基本地理架构，军民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其中，从明初制度初设时的理想目标到卫所衰败后的种种弊病，都与这个稳定的空间结构有关。空间关系与制度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框架，既是明朝国运悠长的一个保障，也是基层社会发展的束缚，同样也影响了清代前期卫所的裁撤进程。

驿路交通与卫所设置地理

作为守御一方的常规军事设置，地方上的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卫所的选址。洪武时期，在统一过程中战争不断，镇守一方与保障交通交织在一起成为卫所主责。明初的交通是与驿站、道路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受进军路线、区域中心与边防形势的改变等因素影响，在元末驿路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驿路体系，卫所作为防守体系在设置地理上与驿路相随。在军制未定及战争尚在进行的情况下，卫所设置只能先以与军事相关的交通主脉上的府级城池驻防为主，造成了洪武前期府与卫所两者治地的吻合度高。洪武十六年后，随着疆域与统治的逐步稳定，其他因素地位开始上升。

洪武时期卫所的设置重心在于维护王朝的省与省间、中心与边疆间、边疆的驿路，沿着驿路呈线状分布的卫所区域明显南方多于北方，既是受山川形势所限，也与宋朝以来南方的发展相随。明初又定都南京，先有江淮，重视长江流域、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受自然地理的制约，洪武年间的驿路、尤其是省际间重要的连接道路多是沿用元朝旧路，只有个别区域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以调整。永乐以后，省内的驿路相对有较多的调整，北边因为北京地位的上升、疆域内缩和卫所调动有较多变化，但省际间的变化并不大。因此除北边外，明代卫所与驿路交通相合的主支架构在洪武年间已经形成，此后少有改变。

复杂地理环境下的行都司

就军事层级而言，都司与行都司是并行的，但是从地方管理角度而言，行都司又有特殊性。虽然在数量上行都司不如都司，但其管理的地域却有重要的地理意义。边界、人口、交通是统治者在时局变化下对行都司进行部署调整的考量因素。地理上的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是行都司辖区边界形成的因素，在明代多层官员架构的制度设计下，行都司还与布政司、都司、巡抚、总督、总兵等在辖区与管理上叠床架屋；人口是行都司得以存在的前提，边地人口和省际交界的流民都是行都司的管控对象，边地行都司因卫所具有实土性质成为安置和管理当地军民的机构；驿路和行都司卫所相辅相成，在政局和防御策略转变下，行都司交通也因时而变。

行都司的设置过程体现了明朝在时局转换下对疆土管理和官僚体系的调整，其在统治者不断部署和自身局限性中陷入困境，嘉靖、万历时期行都司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以湖广、福建 2 行都司的存废之争最为激烈，郧阳兵变的爆发是行都司深陷困境的缩影。

纵观明代，行都司始终是巩固疆土的屏障，是抵御北部威胁的重要边防力量，而在内地山林地带，行都司也是平定流民动乱和稳定地方秩序的机构。行都司的存在推动着王朝统治薄弱区域的发展，在未设州县之地以军事机构兼管军民的方式使地方逐渐发展，有了向正式政区转化的可能，其所在区域最终在清代融入民政系统中。

卫所进士的空间特征

卫所人口对科举的追求与进士的层出反映了卫所对辖区及人口正常化管理的需求。卫所子弟需要进入常规仕途的渠道,另一方面，这也是卫所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空间分布上，卫所进士呈两京京卫多、在外卫所少、北多南少、东西均衡的态势。京卫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全国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且能享受国子监的乡试解额照顾，卫所进士最多。九边的前线卫所边防压力较大故而卫所进士较少，处于二线的政治、军事中心凭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庞大的卫所人口基数、较好的教育资源产生较多进士。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故而进士多分布在省会等军事移民的重点区域。沿海卫所长期遭受倭患，南方沿海卫所分布在科举发达地区但科考不占优势，导致进士数量较少。中部地区多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卫所科举竞争力较强，故而进士较多。卫所进士分布与整体进士成负相关关系，科举发达省份的卫所进士较少，科举中等发达和落后省份反而产生较多卫所进士。

在入学地方面，卫所进士数以国子监为最，府州县次之，卫学最末。卫学卫所进士虽少，但卫学对于当地的发展和卫所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在选择本经方面，卫所进士趋易避难的情况比府州县人员更加严重，且其择经主要受家学传统和当地府州县地域专经的影响。卫所进士群体官宦豪强家庭出身比例较高，社会流动率较低。教育与科举的发展使得卫所在传播儒学文化、促进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卫所城池遗存分布

明清卫所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六百年来，许多卫所的建筑依然挺立，人群文化特征也得以传承，为当今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卫所文化遗产包含内容广泛，从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而言，主要有都司卫所与下属堡塞城墙、衙署、军营、宗教庙宇、军驿及屯田村庄等建筑、聚落遗存，以及碑刻、档案、文书等传世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同样内容丰富，涉及卫所有关宗教信仰与民俗活动、地方戏曲、服饰、民间传说等。在今日之地理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最明显且数量最多的卫所遗存就是城池遗址。留存至今的明代卫所城池与城墙遗址有 200余处，与明代在全境广建卫所的历史相印照，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北方长城沿线、东部沿海和西南云川贵、湖南南部三区域在城池遗址保留最多的区域。 

卫所对明清人文地理之意义

卫所地理是明清人文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者的构建与延续中，无疑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卫所的广置及所带来的长期性人口流动使明代疆域内不同区域的交流空前增多，相随的地方管理、教育、经济、民间信仰等地理变化使得政治与文化的趋同性加强，儒家思想在边地及省际边区持续传播，对边疆地理及区域发展有长远意义，增强了明清疆土内的国家认同感与中原王朝的凝聚力。

卫所在地理上的多层表现增强了明清人文地理的丰富性。每个卫所都有自己的综合地理辐射区，从嵌入到浸染，增强了许多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和区域内外的不同。卫所带来的不同区域交流的加强使明人对疆土进行区域划分时除自然因素外，越来越多考虑人文影响，增强了人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统一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