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要关注东北抗联后期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研究（1938—1945），旨在通过系统整理相关东北抗联后期历史的各类档案，重新梳理东北抗联后期历史的基本脉络，并考察苏联与东北抗联的历史互动。研究时段为1938—1945年。之所以将1938年作为研究起点，原因是，第一，1938年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由盛转衰、陷入低潮直至难以维系；同时，中共东北党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失去联系，与中央的联系全部断绝。第二，亦是1938年，陷入分裂的东北党各方开始积极寻求苏方的支持与援助；同时，斯大林开始思考调整苏联远东战略，新确立的战略框架就包含了与东北抗联建立联系的内涵。

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从中共党史的视角，东北党组织长期脱离中共中央领导，并于期间接受联共（布）的领导，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二，1942年7月以东北抗联干部官兵为主体编组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隶属于远东苏军序列，在苏军指挥下服务于苏联远东内务与军事部门，事实上已成为远东苏军一支特种部队，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也绝无仅有；第三，退入苏联整训期间，以金日成为首的日后朝鲜政坛“游击队派”形成，并取得了苏联人的信任，使得这支部队成为观察战后朝鲜国内政治、中苏朝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格局缘起与变迁的重要视角。

正是由于东北抗联后期历史的复杂性（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并接受别国党领导、为苏军情报机构服务、朝鲜问题等），中共中央时至今日仍未对上述问题有过正式结论（以中央文件下发的丹东会议纪要主要涉及东北抗联前期历史争议）。由于研究主题的敏感性，加上还原史实的史料不够多元与系统全面，以及研究方法上仍未突破传统党史研究的窠臼（重价值立场而轻档案史料、重宣传精神而轻史实考据），对许多基础史实的还原仍存在重大不足，关于许多重大争议问题仍众说纷纭，整体上仍处于重建基础史实的阶段，学科基础仍比较薄弱。

因此，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一，一定程度地弥补了东北抗联史研究的空白。课题负责人基于对多方史料的考证，重新梳理了东北抗联后期历史的基本脉络，尤其深入揭示了这支部队与苏联和中共中央的复杂关系，一定程度地改观了相关研究薄弱、“乱象横生”的局面。第二，能够加深对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认知。教导旅本身就是二战期间远东中、苏、朝三国协力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最佳展现。就这一层意义而言，考察教导旅的历史，不仅能够加深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认识，还能够增进对二战期间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理解。

研究分为史料收集整理与历史研究两个部分。史料搜集方面，课题负责人系统遴选、整理了一批长期收集所得的东北抗联后期历史资料。包括上个世纪80—90年代初由中央档案馆和东北三省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以及课题负责人通过各种方式自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防部档案馆查阅的相关资料。此外，研究期间，课题负责人还前往北京及中国东北数十个市县考察，从民间搜集到大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口述资料。课题负责人结合研究主题，从中遴选、编译了84件（25万余字），这些档案对于理解东北抗联后期历史的变迁，有重要价值，对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以及中苏关系史等领域研究的推进也能提供重要支撑。

研究方面，课题负责人基于对中俄双边、多种类原始档案的甄别、比对与互证，从苏联远东战略的视角，考察了苏联与东北抗联的互动，重新了梳理东北抗联后期历史的基本脉络。基本结论是，苏联对东北抗联后期历史变迁发挥了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苏方政策行为的基本逻辑是确保自身远东国防安全，防范苏日战争。课题负责人不否认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共东北党领导人对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信仰，只是强调来自苏联的因素对这支部队后期历史的变迁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课题研究致力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在研究方法与观念上，将“国际史”“多边档案互证”等冷战国际史领域的概念、观念与研究方法引入东北抗联史研究。以多边原始档案为基础，进行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重史料与史实的考据，努力以多边、多种类原始档案的甄别、比对与考证为基础。基于此，本书将东北抗战置于苏联远东战略演变的框架内，利用中俄双边史料，系统考察与揭示“苏联因素”对东北抗联后期历史变迁究竟发挥了何种关键的影响。对以往仅以中国革命史作为叙事主线的东北革命史研究，本研究提出一种国际史的观察与研究视角。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解读，全书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1938年夏至1939年春莫斯科调整了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政策，背后是苏联远东战略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直接动因是1938年6月“留希科夫事件”的爆发。此后至1939年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名签发给远东内务与军事系统关于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指示，目的是利用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重建遭到破坏的苏联远东情报网络，应对日益上升的战争危机。正是这一时期，东北游击运动开始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而苏联因素也开始成为主导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乃至中共东北党和东北抗联历史变迁的基本力量。理解三十年代末苏联远东战略的变化，是理解东北抗联后期历史进程中“苏联因素”的关键。

第二，为有效实现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控制与利用，苏方发起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两次伯力会议。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伯力会议上，苏军不仅依照自身战略需求确定了与东北抗联互动关系模式，还要求东北抗联领导人转变斗争策略，将保存实力以及以小部队形式为苏军开展情报工作作为主要任务。通过召集1940年底至1941年初的第二次伯力会议，苏军完成了对东北党主要干部的调查和甄别，还强行将他们控制在苏联，由此不仅消除了东北抗联被日军情报机构利用的风险，也为后面派遣他们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奠定了基础。此举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造成了全局性的消极影响。

第三，要求“停止派遣”是苏方召集的第二次伯力会议的一部分。这一要求的提出是苏方自1939年以来远东战略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对东北抗联及东北游击运动的控制。基于这一结论，可以对中共党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做出新的界定，即东北抗联退入苏联的行动既不是“流寇主义”，也不是“战略转移”，而主要是受了苏方的压力的结果。“停止派遣”在中共东北党和东北抗联干部中间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周保中最终决定在保持中共党政治与组织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接受苏方要求，主要考虑在严峻的局势下保存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有生力量。

第四，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对东北党领导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开始将“保卫苏联”视为与中国抗战事业同等重要的任务，明确请求苏方将东北抗联官兵并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由苏军司令直接指挥。这一要求为苏方所拒绝。理解苏军动机的一个视角，是莫斯科此时正通过苏军总参谋部与共产国际等渠道敦促中共中央加强东北工作、派主力部队到东北南部开展对日军牵制作战，以降低日军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只不过，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沟通并不顺畅，中共中央在认真权衡各种现实条件与自身的力量后，拒绝出兵东北。在此之后，莫斯科不再敦促中共中央加强东北工作，转而加强了对东北抗联的控制，并拒绝向中共中央透露东北抗联的下落。

第五，1942年7月苏方突然主导组编了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苏方尽管在形式上保留了中共东北党的组织和政治独立性，实际上则是通过一系列机制的设立、人员职务的任命等措施，完全控制了这支部队。苏方突然整编部队有加强对日情报工作的考虑，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当时被认为极有可能爆发的苏日战争，因此对新组编的旅的定位也是“作战军的侦察联络小队”。以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组建为标志，东北抗联正式并入苏联远东方面军，部队人事、行动、后勤、装备、组织、训练等工作均由苏军代表主导，最高指挥权也掌握在苏军手中。步兵旅成立之后，主要工作不再是返回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与宣传工作，而是保卫苏联远东边界的安全，防范日本进攻苏联。

第六，关于1943年“停止旅内派遣”问题。小部队活动主要发生在1943年以前，主要是为苏军做情报工作，也进行党的工作与抗日宣传。这些活动到1942年底基本停止。1943年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明令“停止旅内派遣”，严禁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人员前往中国东北从事任何与中共或东北游击运动有关的活动。这一政策转变的背后既有苏联远东方面军最高统帅易人的因素，也有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互动。无论如何，苏军命令“停止旅内派遣”的客观结果之一，乃是这支被并入苏军系统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完全被苏军控制，基本中断了与中共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

第七，关于东北抗联参加远东苏日战役。本书通过梳理苏日战争前后旅内人员数量的变化、远东苏军总部关于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问题的命令与指示、周保中给苏军代表的书信，以及远东苏军对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官兵嘉奖命令等，论证得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官兵并未参加1945年8—9月的苏联对日作战。尽管周保中及全旅官兵确曾为参加远东战役做了准备，也表达出强烈的参战意愿，但全旅官兵并没有参加作战行动。对于苏日远东战役的爆发，周保中事前并不知情，更没有如金日成所述二人一同前往莫斯科参加总参谋部作战会议。

第八，关于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中朝（族）官兵的派遣问题。派遣并非东北党委员会讨论决定，而来自苏军的“一纸令下”。战后初期苏联远东战略的基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斯大林承诺将帮国民党政府恢复对中国东北的主权和行政。至少在1945年8月底9月初，无论是莫斯科还是远东苏军，都不曾预见后来中共中央派人进入东北的情形，更没有帮助中共夺取东北的意图，亦不曾设想将在朝鲜北部扶植金日成政权。派遣旅内原东北抗联官兵的目的，是要他们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协助当地苏军建立与维持秩序，并未赋予他们建党、建军或建政的使命。

基于本文的梳理，可以看到，从某种意义上，东北抗联后期斗争史，实际上可视为莫斯科远东战略不断调整的缩影。如若忽略这一点，忽视苏联因素对这一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或是单纯以中国革命史或东北抗战史作为叙事主线，那么，对在此期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理解与描述必定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由此建构的历史叙事链条也很难实现最基本的逻辑自洽。

梁启超曾说，“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唯无益，而又害之。”当前那些层出不穷的有悖历史真实的党史作品，不仅使人们对东北抗联史的认知变得混乱不堪，也在反向蚕食人们对这段历史所承载的中共杰出代表优秀品质的信仰。无论是东北抗联一度脱离中共领导、接受联共领导的历史，还是其展现出的中、苏、朝三国共产党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实，对于理解抗战后中朝、中苏、苏朝关系以及中、苏、朝“三角”关系的缘起及变迁，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无论是贯彻中共中央“十四年抗战”的指示，还是阐述抗战期间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甚或提炼所谓“抗联精神”，首要工作都是还原历史的真实，让学术真正回归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