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课题名称：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   

负 责 人：陈建华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批 准 号：19AWW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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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赡的“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成果

中国有对本学科的学术史进行研究的传统。二十世纪，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钱穆等众多学者都有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中叶，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沉寂，改革开放后陆续有《红楼研究小史稿》等相关著作出现。学术史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是在世纪之交，各学科相继推出一批质量上佳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使一度中断的学术史研究传统得以接续。

古人云：“欲明大道，必先知史。”没有学术史研究，就谈不上学术的承继与发展。对本学科的学术史的了解，可以汲取前人智慧，避免重复劳动，实现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开拓。而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往往又会超越其本身，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进程的认识。这些年学术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固然有学者倡导与应和的因素，但更有其必然性。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面对深刻变动着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无法回避如何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推动学术发展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史研究的价值自然被凸现了出来。

经典作家的学科史研究首先需界定“经典”一词。外国文学源远流长，优秀作家群星灿烂，但能进入“经典”之列的为数不多，因为“经典”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经典”，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指“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是经过时间淘洗，被确立为代表民族核心理念的精美文本。所谓“文学经典”，就应该是指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最能体现各民族核心文化和情感纽带的优秀作品。作家铁凝认为，古今中外，那些为人们所珍视的作品“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确实，能让世人领略到一个民族和时代“最有活力的呼吸”“最本质的情绪”“最高的想象力”的作品，是可以称之为“经典作品”的，而创造它们的作家自然可以进入“经典作家”之列。

在经典作家研究方面，学界已多有成绩。某些经典作家或经典作品，因其内涵丰厚独特，学界长期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开始走向体系化和学科化，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乃至成为一门“显学”，如“列夫·托尔斯泰学”（以下简称“托学”）、“莎士比亚学”（“莎学”）、“红楼梦学”（“红学”）等。经典作家的学科史研究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内容应该包括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学术上的成败得失、重要的学者和翻译家等。采用的角度也应该是多样的，或是宏观的梳理、总体的把握，或是对重要的现象（包括事件、成果、文献等）的专题探讨，或是学人群体研究或个案研究等。当然，还可以细分。以中国“托学”的学人研究为例，可以对百余年来出现过的专家学者进行群体研究，也可以对几代翻译家进行群体研究；可以对戈宝权、陈燊、倪蕊琴等不少长期从事托尔斯泰研究工作的专家进行个案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他们的治学理念及其在这一学科发展中的作用；也可以对林纾、耿济之、草婴、力冈等诸多翻译家进行个案研究，探讨译者的翻译观、译作的价值与不足，阐明这些译者与译作在学科发展中的影响。

经典作家研究方面的问题，除了研究视野有待拓展和理论深度有待深化外，学科史研究尚有欠缺。就世界“托学”而言，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重大影响，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说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各国“托学”始终以接近和还原托氏本体为目标，基于自己的立场和时代语境阐述托氏的思想和作品，同时各界人士也常常借“托学”磨砺自己的思想锋芒。本成果则从中国的视角，进一步讨论“托学”的相关问题，试图弥补国内“托学”学科史研究这一空间。由于托尔斯泰所触及的精神文化现象与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联系，不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同样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展开过广泛的研究，并围绕着他的思想和作品进行过尖锐的争论，中国的“托学”值得关注。

本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19AWW005）的最终成果，总共两卷专著，每卷26万多字。第一卷为史论卷，主要对托尔斯泰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史进行梳理与评说；第二卷为学科卷，对学者和译者在“托学”学科建设和托氏作品译介中的贡献加以了深入研究与探讨。

史论卷分七章，依据史的脉络展开，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托学”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在辨析中揭示其内在的动因。该卷从清末民初“托学”在中国起步说起，第一章包括托尔斯泰在中国最初的译介、清末知识分子评说托尔斯泰思想、民国初年的中国“托学”等专题。第二章谈及“五四”时期“托学”的奠基问题，包括“五四”高潮时期的托尔斯泰研究、1920年代初中期“托学”的多角度展开、文学史著述及相关评述中的托尔斯泰等专题。第三章阐述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托学”缓步前行的基本面貌，包括关于托尔斯泰的论争与“科学文艺论”、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与“托学”的收获、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缓步前行的“托学”等专题。第四章谈及新中国前十七年“托学”的调整，包括新中国前十七年“托学”的兴衰、“托学”在中国的低潮与复苏等专题。第五章谈及1980年代“托学”的勃兴，包括“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逐步展开的“托学”学科建设、期刊与1980年代的托尔斯泰研究等专题。第六章谈及1990年代托尔斯泰研究在中国的推进，包括1990年代关于托氏学说的探讨、对托氏作品艺术形式的考察、比较研究及阐释研究等专题。第七章谈及新世纪前20年“托学”在中国的拓展，包括21世纪初期中国“托学”的机遇与挑战、别开生面的期刊论文、作家批评家的跨界托氏研究、学科建设与“托学”新兴力量等专题。卷末附有“中国‘托学’成果要目”。

学科卷分为学科篇、译介篇和专论篇三部分。学科篇以个案为例，阐述中国“托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面貌。国内的“托学”学科建设主要在研究所和高校展开，做出成绩的不少，如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以及北外、人大、首师大等首都高校，复旦、上外等上海高校，南开、天津师大等天津高校，黑大、哈师大等东北高校，南大、南师大等华东高校，武大、华中师大等华中高校，以及西北、西南、华南等地的高校，涉及面甚广，学人众多。因篇幅所限，有些面上的情况在史论卷里谈及，学科篇仅选择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北京师大、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三所高校作为个案，并对若干学者做有重点的分析。如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与“托尔斯泰学”的发展部分，谈及作为国内“托学”学术翘楚的陈燊、张捷和李辉凡的托氏作品翻译与在翻译中研究托尔斯泰、王景生和刘文飞在“托学”领域内别开生面的研究，以及外文所“托学”总体发展路径与特点等专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与“托尔斯泰学”的发展部分，谈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北京师大“托学”、刘宁等与20世纪后期的北京师大“托学”、新世纪的北京师大“托学”、人才培养与“托学”学位论文、《俄罗斯文艺》与“托学”等专题。译介篇讨论的是托尔斯泰作品的中译问题，除对托氏“宗教小说”的早期汉译做专题论述外，分别挑选林纾、耿济之、草婴等有代表性的译者加以讨论，以此显示不同时代和不同译者在托氏作品翻译方面的风貌与特色。如在林纾与托尔斯泰作品的近代汉译研究部分，谈及语言文体和雅俗问题、林纾的翻译策略——归化与简化、林译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专题。在草婴与托尔斯泰作品的当代汉译研究部分，谈及诗与哲学议论、肖像等描写与心理描写、草婴的误译及其“归化”与“简化”、“再归化”——论“信达雅”的最终定义权等专题。专论篇选择新时期以来“托学”的三个重要专题，即托氏宗教批评研究、托氏文艺思想研究、托氏心理描写艺术研究，展开深入讨论。卷末附有“托尔斯泰著作中译年表”。

最终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1.托尔斯泰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匠，在中国广受读者欢迎，并为中国知识界长期关注，但国内缺乏对中国“托学”学科发展史这一重大问题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成果从中国视角出发，勾勒中国“托学”学科史的面貌，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弥补了中国“托学”学科发展史的空白。2、新中国建国以来，直接参与这一学科建设的老一辈学者不少已经陆续离世，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成果参与者收集和研究的相关史料有助于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3、中国“托学”从来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问，它的发展进程与激荡社会的各种思潮紧紧相连，因此这一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潮的演进提供思想史的侧影。

近些年来，国内外国文学界也出版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等学科史著作。相对于这些涉及面较广的著作，“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这一项目属个案研究。然而，研究实践证明，这一看似个案性的研究，一旦深入，同样宏大和复杂。如本成果之二学科卷中学科篇部分的第二章，谈北京师范大学的“托学”学科建设的材料非常丰富，仅这一章初稿就有25万多字，后因篇幅所限，压缩至4万字以内。在厚重深邃的托氏本体和蔚为大观的史料面前，取舍、辨析和阐释难度很大。尽管本成果力求以科学的、历史的和辩证的态度来对待所研究的对象，但也无法做到选择、评价与论述的绝对准确和客观，成果中肯定会存在不尽完善之处，希望在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最终成果两卷内容已经相当厚重，但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领域需要进一步探索，值得项目参与者日后为此做出新的努力。中国“托学”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独特价值的精神产品，任重道远，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