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研究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无法回避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性问题成为基督教本土化研究，特别是20世纪汉语处境神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多是通过作为机构组织的基督教在华差会活动来把握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倾向于以“现代化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它们主要描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如何在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下实现现代化。这些研究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到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如何建立教育机构、医院和报纸新闻机构等，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和互动模式，由此几乎成为以外国传教士和差会机构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历史研究，不免又有过度单一化和简化之嫌。而中国非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则未能将宗教信仰与现代性的追求结合起来探索，更未对中国现代性的宗教性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有鉴于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耶稣基督形象与民国现代性话语研究”（项目编号：17BZJ057）尝试把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关系视为社群意识形成的一部分，将耶稣基督的形象演绎史落实为具体的精神史和思想史，即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微观领域去显示现代中国的不同社群在不同情境中对其进行形象再创造和再记忆的过程，进而呈现一个正过渡到现代的社会在面对以某种现代性表达其信仰形式的基督教信仰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选择。通过此研究进路，把以往经常被视为外史或观念史的基督教本土化研究转化为民国时期的一段“内史”研究，更细致地呈现出民国时期诸社群之现代性痕迹的曲折性，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提供契机以供考察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关系”和现代性向度。

“完全人格出产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摩登时空中的新人形象

20世纪初期，作为摩登俱乐部的青年会借助现代时空展演引领“上海摩登”。上海青年会成功建构了都市新青年的身份逻辑，并培养新时代的公民重新组织、审视和支配自己的身体。青年会的主旨乃是将青年的身体作为破除“东亚病夫”之殖民话语的场域，且完美契合于当时“强国强种”的时代主流话语。“完全人格出产所”开时代风气之先，既呼应晚清维新思潮，又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中“改造国民性”话语的先声，其出产之新人形象与西方自由主义“新教现代性”愿景中的耶稣形象相符。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青年会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议程，但又不得不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处境中主动或者被动地去回应来自各方的需要、挑战乃至攻击。

“耶稣是什么东西”：非基督教运动中的耶稣形象

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在以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要“路标”的二元象征结构中，耶稣形象被创构为“疯子”、“资本家”、“帝国主义走狗”和“革命者”形象的对垒。耶稣形象在现代意识形态神话化过程中，清晰地呈现出冲突双方对其进行演绎的轨迹。在关于《耶稣是什么东西》的时代神话缔造过程中，朱执信和王治心，一个拆毁耶稣人格，一个重建耶稣人格；看似兵戈相向，实则拥有完全相同的逻辑出发点和意识形态神话制造路径，即便二者的深层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确是迥然有异的。以王治心之文为例，亦可窥见同时期其他基督教知识分子，如“文社”成员，在被迫的回应、防守和反击中如何同样以耶稣人格为焦点，并运用与非基人士高度一致的话语，输送关于耶稣政治性伟大人格的新神话。

从改革者到革命者：民国《耶稣传》中的耶稣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基督教自由派知识分子热衷于创作本国《耶稣传》。“《耶稣传》热”的产生原因首先是在五四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所做出的一种摆脱外国传教监护、实现中国信徒文化自治的回应性努力。中国《耶稣传》的作者们从五四启蒙思想和欧洲19世纪自由主义神学中汲取了理性与科学的话语，将耶稣还原为一位非神话式的人物。在对圣经权威性和西方教会主流教义等传统之正统性进行驳斥和批判的同时，中国《耶稣传》以耶稣的人格形象作为基督教之精华和原点加以细致阐发，尤其是在1930年代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耶稣进一步被塑造为国家救亡运动的先行者。中国《耶稣传》中的耶稣形象是立足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学现代性而反启蒙之前的基督教主流传统的。这种反传统特征是五四精神的接续，同时也因其对反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强调而应和了非基督教运动之后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中国本色教会之探。不过，另一方面，此耶稣形象的反传统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实则又显示出极为“传统”的一面：其耶稣形象仍寄托着儒家君子理想的最强音，且《耶稣传》的书写特点亦与儒家传统多有借鉴契合之处。中国新时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反西方基督教传统，和其作为新文化知识分子打破儒家文化的反传统态度，在此显示出实质上的内部模糊性。

被钉杀的“人之子”：《复仇（其二）》中的身体书写

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复仇（其二）》改写了《福音书》中的耶稣受难叙事。这个鲁迅版的“人之子”故事贯穿着对主人公身体所受极刑的具体描摹，加入了福音书原文中并不存在的个体痛感，成为民国时期独一无二的、以内在深刻性转换福音书的汉语写作。鲁迅的“人之子”与“神之子”在《复仇（其二）》和鲁迅创作的其他相关文本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对受难身体展开的现代主义描写中，鲁迅对受难与复仇这两个主题的各自内涵与相互关系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如果说鲁迅对于耶稣形象的重新呈现发掘了福音书所潜藏的人文内涵，这种人文内涵在现代性思想谱系中又有怎样的具体位置与坐标？《复仇（其二）》是鲁迅借助“跨语际实践”将《圣经》古老文本引入现代隐喻语境，以身体书写强调自我的绝对主体性，并在这高昂的绝对主体性中映照出其复仇哲学的悖反。这悖反是内在地被“历史中间物”的受难者、新神思宗的先知者和反抗的无神论复仇者这三个主体身份所规定的，也就是被“无心”且“无信”的主体所决定的。从自以为是“神之子”的先觉者到终于还是“人之子”的受难者，再到张扬着纯粹复仇意志却丧失身体性的诸鬼魂，鲁迅以这面身体之镜照出了复仇的悖反，那是在一个现代虚无世界中反抗的无神论者的绝望抵抗。

“耶圣临坛”：民国救世教团的现代追求和耶稣形象

道院与一贯道既是民国时期中国宗教界主流，又都以“五教合一”为其基本教义而与基督教发生了关联，且其主要宗教活动——扶乩，常出现基督教教中重要人物，如耶稣、圣母等降训，而听训者中也不乏基督教徒，亦有基督徒转而皈依此类教团组织。虽然道院和一贯道都认定已经将五教乃至万教归入自己所秉持之“道”的门下，但事实上，二者皆混合运用了儒、释、道三教的神观、宇宙观、救赎观和伦理观等，并在三教基础上，通过简化甚至彻底取消基督教的独特性和排他性，使之臣服于超越一切之上的“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抹杀了耶稣基督在基督教中作为救赎者的唯一性和终末性。通过扶乩，救世教团形成了一个与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与精神性的选项。藉着重塑科学理性话语并创构普世主义话语，他们将耶稣形象和作为现代宗教规范模式的基督教引入其新型宗教综合体。挪用耶稣形象，成为这些教团更新本国古老传统以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举措之一。

“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

   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本土化宗教图像创作实践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首次“自上而下”的艺术本地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被视作20世纪中国天主教现代化进程中诸多举措之一，旨在让天主教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共谋身份，而形成自己的中国身份。辅仁大学画师苦心经营的本土化圣教画作，无论从题材、构图、画法、媒介和细节元素上都着力塑造出不同于西方宗教画作的“中华性”。然而，对民国半殖民地处境中的中国接受者而言，这样的“中华性”脱离了当时那个真实中国的“当下性”，不仅有违崇尚“真实”的中国现代性审美趣味，而且又与传统神学所要求的历史求真性相抵牾。从多重殖民轨道和文化相遇中追溯互为“他者”的东西方现代性，可以解读出全球性情境中的民国基督教艺术本土化实践所呈现之“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