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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0 17:00:41　　　　点击量：8117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负责人：傅敬民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批准号：17BYY046

我国针对翻译批评标准问题提出系统科学加以研究，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长期都缺乏对影响翻译批评的历史因素予以系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翻译规范的中国应用翻译批评话语及其标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BYY046）在梳理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以翻译规范为理论工具，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应用翻译批评标准体系，针对我国应用翻译批评话语及其标准提出了一系列独具当代价值的阐释。

我国传统译论是建构中国特色应用翻译批评话语的基础

中国传统译论，无论是佛经汉译批评、圣经汉译批评还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都有其一脉相承的体系。这种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比如从支谦到严复再到钱钟书，期间相继延续一千七百多年，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一条“以译文为中心”向“以译文读者的为中心”的发展路径，而且都重视译语的“易晓达旨”。诚然，单独地看其中个人的译论，大部分都只是具有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评论/批评性质，具有就事论事的特征，而且缺乏体系化的概念范畴，感悟体验性较强，缺乏科学的理论作为立论基础，或从个人的翻译经验出发谈论自己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或从自己对翻译的认识出发，谈论个人对于翻译的认识。简而言之，传统译论缺乏现代意义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不以具体的系统话语或者科学形态存在，相关的标准往往混同于理想。理想可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不能作为我们衡量事物的有效标准。

我国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才具有现代价值

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依赖于实践，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积累、继承下来的珍贵文献资源，即与历史的沟通。但我们显然已经无法返回真实的历史，只能通过文献记载的历史重返历史，是一种历史感的历史。从事翻译研究，不能脱离翻译史研究，但又不能盲目地依赖于史料。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历史事实为基础，离不开传统，但是，仅仅依据历史显然不能建构理论。任何研究与历史都存在双边关系。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或者说翻译史研究并非翻译研究的真正目的。即便是历史研究，其目的也绝非只是历史地研究，而是立足当下，审视未来。反思是为了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本课题以应用翻译批评及其标准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方法则是以历史研究为进路，通过对传统翻译批评话语的追溯，探讨相关批评话语的历史偶然性以及延续的概念与话语，主张对传统应用翻译批评的研究应遵循相应的翻译规范。其逻辑关系应该是：通过客观描述各个时期的翻译现象，从中揭示出翻译规范，从而认识各个时期翻译批评话语所遵循的标准。

跨学科研究是应用翻译批评话语及标准体系研究的必有之路

翻译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对我国应用翻译批评进行研究，其理论基础有两个方面：社会学的系统功能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翻译翻译规范理论。翻译研究领域运用社会学伦理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研究路径。但社会学理论的广博也为翻译研究带来困惑。诚然，许多社会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基础，但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可以不加会通就运用于翻译研究。本课题着重运用了社会学的系统功能理论。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应用翻译批评系统中存在着某些相关的规范体系。基于这些相关的规范体系明确界定了应用翻译批评的性质、地位及其系统规范。应用翻译批评系统之所以得以建构，在于该系统的参与者对于系统中发挥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达成基本的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遵循相应的标准。

应用翻译批评离不开相应标准的建构

标准就是批评的依据，否则就必然导致批评的无序，从而将翻译批评沦为翻译研究的附庸。应用翻译批评及其标准具有独特的思想和知识结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自有其作为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应用翻译批评作为系统，目前并不完备，还没有形成结构化的系统。即便已经可以称之为系统，那么也属于多元系统的边缘。很显然，任何系统最终都要以具体的结构而存在。任何系统的结构都是在特定环境得关系中被结构化的，也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存在。既往大量的翻译批评，往往脱离翻译批评本身建构批评框架，将翻译批评依附于翻译之外的某些理论框架之上。然而，有关应用翻译批评的原则与标准，必然需要从它指涉的应用翻译中提炼出来。翻译批评首先要展开历史画卷，对翻译批评自身做一个归纳性的回顾与概览，并从它自身领域的知识中演练出相应的批评标准。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只能经由翻译批评自身的提炼才能运用于翻译批评标准的建构。应用翻译批评只能从应用翻译体系中发展，应用翻译批评标准只能基于应用翻译批评来建构。本课题将应用翻译批评作为一个相对自洽的系统，系统遵循相应的规范而存在、维持与发展，其中的保障则源自相应标准体系的建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其主要功能就在于区分系统与环境、系统与其他系统，同时也发挥系统自身适应与整合的功能。

批评标准的建构应以实现应用翻译批评系统功能为目标

功能是建构系统的先有条件。系统的建构、生成、维持与发展，必须以相应功能的实现为条件。而实现功能又不能离开相应的标准做保障。传统翻译批评功能通常围绕六个方面：监督、引导、指导、监控、参考和提升。不同学者有所侧重。本课题基于国内外观点，将翻译批评功能划分为四个方面：认识拓展功能、反思解释功能、引导监控功能、系统提升功能。对于翻译功能的认识，不能局限于文本，而应该将批评的视野超越文本，将文本外的翻译功能也纳入批评的视域，同时，在建构相应标准之际，不能忽视了翻译批评自身的功能。翻译批评的发挥也要考虑其他制约因素。本课题尝试性建构了应用翻译批评标准。由于翻译批评存在不同的功能和目的，也有不同的批评对象或范畴，因此有不同的标准。标准有主次之分，但没有高低之分，在不同的语境中，某项标准或某些标准更适合发挥翻译批评的相应功能。本课题将翻译批评划分为应用（文体）翻译批评、理论应用性批评、应用型翻译批评即应用翻译批评的批评。但是，标准的建构并非针对不同翻译批评对象，而是为了保障批评功能的实现以及系统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批评标准，首先要考虑的是应用翻译批评系统功能的实现，其次才是保障系统的生存与发展，才是系统的理论发展。

翻译规范是建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的依据

翻译规范为应用翻译批评及其标准提供了历时研究的概念或理论工具。翻译规范受相应的价值观制约，不同时代的翻译观影响了不同时代的翻译规范，体现于翻译规范并得以传承、发展，从而制约了不同时代的应用翻译批评话语。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翻译规范，有助于了解我国应用翻译批评及其标准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调和”、坚持“中庸”、恪守“循规”、重视批评的功能等构成了其鲜明的我国应用翻译批评的规范特性，这种特性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应用翻译批评行为及其尺度，当然也在我国应用翻译批评及其标准特色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功能导向型应用翻译批评标准的功能导向，着重于应用翻译批评如何依据相应的标准为实现翻译功能服务。应用翻译批评的标准，是在翻译规范的演化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标准是规范发展的结果。因此，应用翻译批评标准的建构也是在翻译规范的基础上建构的。本课题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产品导向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达旨、循规、易晓。）；过程导向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从约、固本、会通）；功能导向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调和、合规、有效。）；理论导向的应用翻译批评标准（区分、简化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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