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 责 人：董雅华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批 准 号：16AZD035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当代世界的变化发展潮流和新趋势，无时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中国自身的不断深化改革使中国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内生动力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在发生变革和变迁的同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领域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格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居安思危，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以及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都要有深刻的认识。在这过程中，如何以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开阔的眼界认识我国社会价值观教育领域面临的大环境、大机遇和大挑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分析和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文明成果，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体系化建设，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最深切的学术关怀。

成果从总体上创新提出了“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化运行”的预设性判断，以问题为导向，依据实证考察和文献研究，对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化运作的规律及其特点、现实遭遇的困境及对策、有效性评价及对于我们的可借鉴性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充分的论证。成果的研究内容分为总报告和分报告两大部分。其中，总报告是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总体性研究，着重围绕“国外价值观教育何以存在”、“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何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揭示了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化运行的过程要素及特点；并以有效性为视角对国外价值观教育进行评价及可借鉴性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国情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体系构建与有效性探索理路。分报告是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专题性研究，主要就总论中提出的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化运行表征的四个维度，分别以代表性国家为个案例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的专题性研究，以此进一步佐证其总体上呈现的体系化建构的特征，并结合我国的价值观教育进行可借鉴性方面的进一步思考。

课题研究认为，国外价值观教育不仅具有历史生成的渊源，更具有现实发展的基础。这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及欧盟近几十年来推动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情况的考察中即可窥其一斑。经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系统研究，成果得出的总体研究结论是：国外价值观教育的体系化建构和运行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价值观教育取得一定成效的重要条件。进言之，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化建构和运行的总体表征，是由四个维度构成的框架体系：其一，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内核是动力；其二，价值观教育的运行机制是依托；其三，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支撑体系是保障；其四，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基础。

考察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欧亚国家的价值观教育后发现，国外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从实质上其精神内核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以爱国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公民道德教育；二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教育。“爱国民族精神教育”是世界各国的公民教育中最具共性的精神内核。以美国为例，爱国主义是美国价值观教育中永恒的主题，来自美国的资料表明，美国人有着较强的公民责任感，恪守爱国、忠诚、守信、勇敢等公民道德义务，而这种公民“义务感”是与从小到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分不开的。G·T·鲍尔奇提出：“教育的最高原则就是教会学生如何为国家而活。”美国的价值观教育在所有品格中最为看重的是爱国和忠诚的品质，从小学的教科书，到学校教室里悬挂国旗，在学习日唱国歌、对国旗宣誓尽忠等各种教育活动中都宣扬“美国精神”——爱国的民族精神，以唤起人们强烈的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责任感。在欧亚的一些东方国家，如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作用下，国家意识—民族精神教育的传统也同样凸显。 国外价值观教育中的另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即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教育。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秉承自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至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高扬个人权利，突出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潮，宣扬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历来是其公民教育的主旨之一。

国外价值观教育在长期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其主要特点集中体现为途径的多元性和方法的多样性。学校、家庭、媒体、宗教、社会团体等多元渠道形成了价值观教育的合力。在价值观教育的理论探究和实践发展中，也逐步形成价值澄清法、直接教学法、讨论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反思探究法、服务行动法、合作学习法、咨询服务法等价值观教育的多样方法。教育路径的不断拓宽和趋于成熟，是国外价值观教育目标达成的重要依托。

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支撑体系发挥着积极的保障作用，包括政党对价值观教育的领导作用，以及法律和政策对价值观教育的刚性支撑等。在当前主要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被执政党所重视，不论是哪个政党执政都格外看重价值观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例如，美国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不断强化价值观教育在培养有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颁布教育改革法案保障教育目标落地。英国自21世纪初将公民课纳入中学必修课目，英国的价值观教育就有了法律的保障，但当时的教育主要凸显的是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完整体现英国当代社会共识的基本价值观。而英国政府真正将英国的基本价值观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则始于2014年，由此即真正开启了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法治化道路。

社会文化成为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宏观环境基础。文化影响机制生成于价值观教育的内化、外化和反馈的过程之中。在各国的价值观教育中，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均十分凸显。例如，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对其社会价值观及其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普京执政以来，通过重新构建俄罗斯社会主流价值观不仅为国家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对多元化思潮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英国作为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着民族、种族、宗教等因素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挑战。为缓解文化冲突，英国高校确立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策略。新加坡和日本，深受儒家文化等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在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经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撞与耦合后的重构过程，为其当代价值观教育奠定了文化基础。

从有效性的视角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状况进行评析，既包含使其运行取得成效的策略，也包含其运行中遭遇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对国外价值观教育考察研究的落脚点在于，用以观照中国的价值观教育，从中寻找可资借鉴之处。然而，借鉴不意味着妄自菲薄，借鉴也绝不等于照抄照搬，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必须结合我国的历史和国情，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赓续自己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学其所长补己之短。因此，对于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可借鉴性分析应该以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为前提。我们可以把借鉴性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外价值观教育取得有效性的方法论原则和实施路径上，尤其是重点关注其场域融合和方法融合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一方面，拓宽价值观教育培养渠道，建构学校、社会、社区、家庭彼此联动的教育生态系统，挖掘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另一方面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采用多种创新方法有效融合的做法，以弥补直接灌输方法的不足。借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存在的实际问题，若以我国价值观教育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重点任务为导向，当前我们还应该把握借鉴的重点议题，如：分层推进，探索和实践阶段性实施价值观教育；深化推进课程改革，凸显通识滋养与人文关怀；重视挖掘和利用优秀文化传统资源，铸就借鉴的文化基础；等等。

近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在各个层面积极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其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同时，我们必须立足长远，勇于改革，不断谋求创新发展。结合研究国外价值观教育中得到的有益启示，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的着力点应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体系化建设，二是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根本保证。从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是,价值观教育的体系化运行有利于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有效推进和持续发展。为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我们有必要立足长远，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方位进行合理布局，科学地规划，有序地组织，分层次地落实。

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广泛统摄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概括地讲，这个体系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四个系统的建设工作：第一，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内核系统。我们研究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内核应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教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第二，探索创新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运行机制系统。通过深化改革实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中小学校一体化建设，加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体系建设以及“三全育人”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学校价值观教育效果；通过引导家庭家风家教涵育价值观的作用，以及完善家—校—社区联动教育网络，发挥好家庭价值观教育作用；通过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增强媒体价值观传播效应。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加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政策导向，发挥公共政策的导向和调节作用，完善公共政策的评估反馈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法治化建设，以立法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执法普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第四，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环境系统。从宏观社会环境层面，价值观教育需要加强社会环境的生态化建设。必须将价值观教育的各种社会生活环境，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视为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五大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领域，通过系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新时代的经济生活、新时代的政治生活和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形成更加有利于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生态环境。

成果是基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实证与理论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一，形成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运作规律及其特点的整体性认识。研究超越以往相关研究单面性、碎片化的局限，建立以“国外价值观教育的体系化运行”为主线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上把握和揭示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构建全面准确地认识、评价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其二，以有效性为导向对国外价值观教育方法论进行全面梳理。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维度分析、多视角地研究国外价值观教育的运行机制问题，将价值观教育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进行探讨，并着重对其价值观教育取得有效性的实践规律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总结。其三，建构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分析维度。提出关于国外价值观教育体系化运行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应是由内核动力、运行机制、社会支撑体系、文化基础等四个维度构成。课题构建的体系化框架既是本课题考察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着力点，也由此构成我们研究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分析模型。成果的应用价值，主要在于：其一，揭示国外价值观教育的运作过程及其特点，了解其取得教育有效性的内在机理，分析其教育的理念和做法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可借鉴性，并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中加以批判地吸收和运用，以此为我国的价值观教育实践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导和支持。其二，为我国有效推进价值观教育的思路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研究报告成果提出了我国提高价值观教育有效性的思路、对策和建议，将为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加强价值观教育的顶层设计、体系化建设和相关决策的制定等提供积极的咨询和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