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负责人：瞿骏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批准号：18BZS149

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以往研究较多将“北大——《新青年》”视作运动的发源地，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讨论。但五四运动是一场全国各地的思想文化运动。只有厘清全国各地方与各中心思潮之间的互动对流过程，才能够对五四运动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才能够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这一关系党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五四运动的地方史研究，以往较多以“五四运动在某某地方”（如江苏、山东、浙江等）为视角。本研究旨在以“地方的五四运动”为切入点，探讨五四运动在江浙地方社会下渗、接受与反应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调整“五四运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主从关系，重视和发掘“地方”的主体性，以突破“中心输出，地方接受”这一相对单一的研究路径，展现地方亦能影响中心的“互缘”“互动”过程。在“地方的五四运动”这一研究视野下，五四运动多中心的特征会有所显现；中心与地方内部的多歧性和复杂性也会进一步呈现。故这一研究视野的引入除了对各个“地方”的历史具有意义，也同样可能推进整个五四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研究聚焦在“五四运动”与“江浙地方社会”这两大板块，共分九章，分别为：引论、一种视野的可能——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第一章、新文化下行——五四运动在江浙的拓展与影响；第二章、《星期评论》与江浙地区的新文化运动；第三章、《民国日报·觉悟》与社会主义的江浙展开；第四章、20世纪初期主义的江南传播——以钱穆为中心的考察；第五章、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第六章《时事新报》与江浙的五四运动；第七章、《学生杂志》与江浙地区社会主义的推广；第八章、《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的江南流布。

《引论》以“地方读书人如何接触到五四新文化？”“五四运动中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如何展现？”“怎样从地方返观‘中心’”三个问题切入，探讨研究“地方的五四运动”的一些方法论问题。研究认为既有电子史料的存储形态使研究者与五四时期的历史情境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感，难以全面感知地方读书人接触到五四新文化的种种“限制条件”。因此研究者应重视还原五四读书人接触新文化的完整“生活世界”，如五四读书人的个人机缘、阅读方式、所处讯息差、经济能力、交通状况、商业布局、学风偏好、党派力量等各种因素。惟有如此，才能够厘清新文化传播至地方的种种情形。

另外，应重视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五四运动对地方读书人而言往往是多个的，羼杂的、暧昧的和分裂的。因此不能把地方读书人获取新文化仅仅当做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应该看做是“再创造”的过程。最后，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并不意味着对五四简单的“去中心化”，而是要细密地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位置重新去审视何为五四“中心”。就江浙地方读书人而言，五四是北京、上海双中心。身处“中心”的巨型知识分子一定从程度上也被地方读书人影响、调动。作为新文化另一中心的上海与江南的互动过程需进一步挖掘。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该重视沟通中心和地方的“联结型人物”。

 “五四新文化从中心城市下行至各个地方的过程中，渠道为何？受众为谁？”“新文化如何与地方读书人的生活互动？”“在知晓和互动之后，地方读书人与新文化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本研究认为，首先，五四新文化下行的受众多是一些“入城又回乡”的边缘知识人。新文化为他们带来思想解放和社会上升的可能，因此他们从五四新文化的受众，又成为新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其次，读书人知晓五四新文化的速度和程度，与在城还是居乡、人际网络构成、本人具体心态都有密切关系。地方读书人接触、获得和理解五四新文化的渠道大致有阅报刊、听演说、演剧、授课和读新书。上述渠道中，各方报刊之间不仅塑造出互做广告，互帮宣传的舆论网络，还通过互相联结、代派、寄赠等方式构成销售网络。部分报刊杂志还与上海大出版机构联手。通过这一过程，五四新文化才深入到地方读书人中。对于地方读书人而言，新文化不仅冲击和重塑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地方读书人“合群辨类”的重要依据和变量；由此影响地方读书人的社会上升途径。

《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均是五四时期在江浙影响极大的国民党系报刊。五四时期沈定一、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力求打破过去新文化传播中“人自为战”的分散状态，不断与胡适等北大新青年同人展开南北联动，以求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和效力。面对五四的群体性激进运动，戴季陶试图倡导“平和互助”来消弭阶级对立，而沈定一则较为激进。在主持《星期评论》的过程中，沈定一等京沪同人还指导、援助了浙江一师风潮。浙江一师风潮也展现出新文化运动在京、沪、杭三地交错互动的形态。同为国民党系的叶楚伧与邵力子在创办《民国日报·觉悟》之际，对刊物风格、栏目设置、议题选择有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为扩大销售量和影响力，叶楚伧和邵力子也常常和新文化的同行《时事新报》展开思想论辩和竞争。《民国日报·觉悟》中的诸多编读之间的“通信”也反映出“忏悔”过去与成为“觉悟者”是五四时期知识青年的一条重要的思想潮流。研究还以《觉悟》重要作者施存统为个案，展现出五四知识青年在接受新思想过程中的复杂状态。

钱穆是近代文化、思想、学术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就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对于钱穆研究偏重“学术维度”，而忽略“政治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偏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较为忽视未走上革命道路的“非典型人物”。本章首先厘清钱穆晚年认为“皆申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宥言》一书与河上肇的思想并无任何关系；其次，揭示出钱穆接受主义的种种渠道，如他的人际网络、无锡省立第三师范的主义氛围等等，这些新思潮都零星反映在钱穆此后的论著中。从钱穆接受主义思潮的过程可以发现，从清末到五四江南地区形成了一种与北方不尽相同的主义传播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有一个长期背景，其中清末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此中的重要部分。江南地方上的主义不仅是传入的、突然的，也是本土的、延绵的。南方其它地区如武汉、长沙、广州等也有类似情形。哪一种群体更容易从接受主义思想转向革命行动？研究认为受过都市刺激的青年更具有革命行动的可能性。此外，家庭状况与一个人是否走向革命行动关联甚大。钱穆和倾向革命的好友朱怀天由此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不同革命组织的宣传吸收党员的方式也影响着一个人是否会走向革命行动。深深卷入1920年代主义思潮中的钱穆为何未能走上革命道路？本研究认为彼时的钱穆在知行关系上更认为“行难”。另外，钱穆的“辛亥历史经验”对其疏离革命影响甚大。本章最后强调，石川祯浩等日本学者以往更强调中国革命的日本渊源。但中日两国都是受冲击的变量，不能简单认为五四时期的主义学说主要源于日本。要更仔细地审视当时中国读书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认识、新理解。对此也需要认识到，革命不只有破坏性，“它还是人类的归宿”，新生才是它真正的本质。

早年钱穆，多是以“五四运动反对者”，坚守传统的“乡村教师”形象出现的。实际上，早年钱穆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才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研究通过考察前人较少重视的钱穆早年在《学灯》《教育杂志》的二十余篇佚文，揭示出钱穆“乡镇教师”形象之外，地方小镇“新知识青年”的形象。早年钱穆生活的无锡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钱穆的交友活动等都使他成为江南古镇里的新派人物。他熟悉时人翻译柏格森、罗素、杜威的思想，也批评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大家，并主张打破古文的偶像。许多主张与胡适等新文化中心人物的观点相通。正是通过在《学灯》《教育杂志》等全国性刊物上撰文讨论新文化运动的诸多议题，钱穆深度介入了五四运动。从“逐月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钱穆这一重大思想转变背后有其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影响。他在阅读新思潮的同时，也注重通读旧书，他自期为追求通博的“士大夫之学”，寻求学问的安身立命之处。但作为地方的寻求上升途径的小镇青年，钱穆在决定重读旧书后，仍要写呼应新文化主流的考据作品，以应和胡适等思潮中心人物的主张。从钱穆与五四运动的互动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主流看似强而有力，实则内部纷繁复杂。

《时事新报》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主持的刊物。就其销售网络而言，1918—1922年《时事新报》在各地的销售网点以江、浙两地分布最为密集，所涉城乡市镇最多，在其辐射带动下，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市镇也逐渐发展起新的销售网点。就销售经营方面，《时事新报》广告业务的兴隆。制药公司、烟草公司、商务印书馆是广告商中的三巨头。五四时期《时事新报》同人创办《学灯》，新设“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呼应新思潮的栏目，使《学灯》成为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就刊物内容而言，1919—1921年《学灯》的译稿所占比重逐年增多，但1922年之后比重显著下降，反而对学说的讨论与诠释性文章显著增多，体现出社会主义思潮在地化的过程。在追踪报道罗素访华等要事中，《学灯》将自己打造成为副刊界有关罗素讯息和文稿的最得力的宣传平台。《学灯》编辑群体因倾心基尔特社会主义，遂创办《社会主义旬刊》，以此为舆论阵地公开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展开思想论争。从《时事新报》中可以看出，当时五四知识青年不仅求报刊，也“求书单”，“求译书”，并掀起“译书热”。在译书热潮下，也产生出所译书籍选择、译书方式方法，译稿质量审查等问题。

《学生杂志》创办虽早，但真正有影响力，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是1921年杨贤江接手之手。杨贤江不仅自己在《学生杂志》撰文宣传社会主义，还大量刊登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浙江一师群体的文章。杨贤江还创办“青年问题讨论会”与《学生杂志》相互配合，互动呼应。杨贤江还增辟“通讯”“答问”等专栏，大量发表有关青年问题、教育以及解答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许多满怀烦闷、困惑的学生也会向《学生杂志》投稿，这些都发表在《学生杂志》，在编读互动中推动了新文化的下行。在《学生杂志》问答栏目，由于读者群多是青年学生，他们所咨询的多是切身问题，如生活、求学、择业、恋爱问题等。杨贤江等人在解答他们的困惑时，非常注重引导青年将自身和社会结合，推动知识青年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老牌杂志，《东方杂志》在介绍五四新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自1920年起，《东方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开始着力于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增设栏目如“评论”“世界新潮”等。但它自身仍是“杂货店”的定位，党派色彩较淡。国民革命兴起之后，坚守持重的《东方杂志》因为不那么趋时因而也别时人批评指责。依托于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有着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庞大的发行网络。江浙地方读书人在传播、阅读《东方杂志》的过程中，也创办了具有地方性的《上虞声》《新黎里》《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等刊物。他们从五四新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又将这些思想资源运用到各种地方的党派纷争中。

三、成果的主要价值(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影响

     通过江浙地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旨在提出一些地方史、报刊史、人物史、思想史、中共建党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路径。在史料运用方面，本课题既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亦重视旧史料的新解读。剖析辨别各种史料“层累地”形成过程，和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差异，从中发现思想的变动与形塑过程。不仅重视报刊杂志的文本，亦重视报刊杂志的版面、卷次、形制，发行销售的路径、渠道和读者的获取、阅读方式。重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钱宾四先生全集》等经典文本的细读、细绎，在与新史料的比勘对读中发覆出钱穆等重要江浙读书人隐而不彰的内心思想。在研究取向上，本课题注重重建地方读书人的生活世界，注重“生活史与思想史”的交汇考察；研究并不囿于短程五四运动的时限，而是将观察视野、问题意识与史料阅读范围拓宽、拉长，把五四运动视作中国近代史的长程革命中的一环，注重考察五四运动与晚清的勾连，与此后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影响。既重视五四运动中心的内部形态，亦重视五四运动中作为“接受方”的地方读书人复杂多歧性，并力求重构两者的互动对流过程。研究亦注重文本构成的思想来源和地方读书人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