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负责人：罗书华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批准号：17BZW011

    该项目预期目标是在明清说部诗文辑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与深入的研究，实际研究过程中将研究范围往前作了扩展。初稿近70万字。

    所谓“说部”即通常所指小说。我国文献编纂史上向有七略、四部之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小说家”，四部“子部”中亦有“小说”类，然而，这两种“小说”并未包括、收录现在所谓白话小说或通俗小说。换一个角度说，现在所谓白话小说或通俗小说在传统文献及其分类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感于此，《国闻报》曾发起印行“说部”丛书，并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影响巨大，梁启超也有“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设想，即将“通俗小说”或“白话小说”视为七略之外的“第八略”、四部之外的“第五部”即“说部”。从语源看，“说部”一词当然要远早于此，明人王世贞、清人章学诚也曾用过或论过“说部”一词；其语义也不一致，有偏指“通俗小说”的如《国闻报》与梁启超，有偏指“笔记小说”的如国学扶轮社《古今说部丛书》。该项目 “说部”采《国闻报》及梁启超之指义，但排除《国闻报》中包含的戏曲义，即主要指通俗小说或白话小说，但不排斥今之谓“笔记”、“传奇”。在具体章节行文中则仍按具体情境，杂用通行名与类名。课题名取“说部”，目的是为与“经”、“史”、“子”、“集”并提。

    这里所说的是“说部诗文”意指明清通俗小说中所引、所用、所作之诗文。“诗文”概念弹性较大，研究所称“诗文”近于四部“集部”各文体，类于现代文体四分法中的“诗歌”与“散文”，或者“韵文”与“散文”，亦即说，该项目所称“诗文”是指“小说”、“戏曲”/“戏剧”之外的“诗歌”与“散文”，包括“诗”、“词”、“曲”、“赋”、“文”等。其中“曲”指小令与套曲，不含戏曲，“文”包含“古文”与“骈文”。说部诗文主要包含四种类型：a/说部或其人物形象引用的已有之诗文；b/说部中历史人物所作诗文；c/虚构人物所作诗文；d/说部作者创作的用以论赞、描述且明显可以析出之诗文。其中cd两类是不同于一般诗文的亚文体：它不是存在于现实环境之中而是存在于说部文本之中；它的作者不是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小说作者或其创造的文学形象；它既是说部文本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又可以独立于说部情节流/时空流之外，可以析分或视为相对独立的篇章。

    成果分上编“说部用诗研究”、中编“说部用文研究”与下编“个案研究：毛本《三国演义》及其诗词评改”三编，另有附表18项。诗文辑纂文长从略。

    上篇梳理了古代小说用诗 的源流演变的脉络，并在此前提下对各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用诗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包括： 第一章为本文的研究综述。该章节重点梳理了从古至今人们对小说用诗现象 的阐发、理解、研究。特别是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主要展示了近代学者对古 代小说韵散结合现象从批判到理解的过程及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此现象的关注阐 发；第三节梳理了 80 年代以来研究者对小说用诗现象的研究，第四节则以前面 三节为背景，对本论文的立论起点进行阐发，研究的范畴进行界定，问题的切入 角度进行说明，大致的观点做出概述等。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诗稗的依存关系及诗歌与小说这两种不同的文 体何以结合在一起的原因。诗稗之间是附生还是共生的问题以及诗歌何以介入小 说的问题是中国诗学与叙事学两者关系问题的延伸，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早期史传和部分叙事性子书的用诗情况。特别分析了早期 子史著作中的用诗方式、用诗特点、诗歌在早期子史中的功能以及早期子史著作 用诗的原因。 第四章以传奇小说用诗为主要考察对象。传奇小说是被指称为“文备众体” 的叙事文学作品，但它的用诗明显是脱胎于早期子史，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 本章主要阐释了传奇小说用诗对史传、部分子书用诗的继承，并通过具体文本分 析，考察传奇用诗在诗稗关系、用诗特点等方面呈现出的新面貌。 第五章主要考察了话本小说的用诗现象。本章第一节从分析影响话本小说用 诗的几个因素入手，第二、第三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话本小说作为一种脱 胎于民间叙事文学的作品，它的用诗特点、用诗方式与以往史传、叙事性子书、 传奇相比呈现出怎样的风格特色。 第六章所研究的对象为章回小说用诗。本章第一节先是指出影响章回小说用 诗的三大传统，第二节、第三节在论述了早期章回小说作品的来源的前提下进而 分析早期章回小说用诗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中篇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对章回小说的用文进行探本溯源。史传中的正史、编年史，其骈散文在用文方式、文体特征及功能上，对“演义”体章回小说中用文方式以“文体曰式”为主、文体分布以实用文体为主有直接的影响。文言小说中的笔记小说频繁引用历史文献，以及唐传奇中描写人物、景物、场景的骈文，对章回小说中频繁引入历史文献，以及描写性的骈文可能有一定影响。宋元话本小说以描写性的通俗骈文为主，以“但见式”为主的用文方式，对“小说”体章回小说有直接影响。宋元讲史平话中骈散文以实用文体为主，以及以“文体曰式”为主的用文方式，对“演义”体章回小说的用文亦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章探讨初期章回小说中骈散文的演变。从洪武朝至洪熙朝（1368-1425），是章回小说的发生期。这一阶段章回小说中的骈散文，呈双水分流状态。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演义”体章回小说，主要以“正史之文”为主。其在用文方式上，以“文体曰式”为主，以“某人曰式”、“篇名曰式”等为辅。在文体特征上，其以评论为主，以书表等为辅；以实用文体为主，以审美文体为辅；以照录为主，以改写为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正史之文”，具有提高章回小说的地位、增强文本的真实性、承担政治叙事的载体等多重功能。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体章回小说，主要以“说唱之文”为主。其在用文方式上，以“但见式”为主，以“正是式”、“疑问句式”等为辅；其文体特征表现为，在内容上以描写人物为主，以描写景物、场景等为辅；其在形式上大多具有程式化、节奏性的特点。《水浒传》等中的“说唱之文”，具有调节叙事节奏、营造声音的景观，以及塑造形象、营造氛围的作用。明初章回小说中的骈散文出现“正史之文”与“说唱之文”的分流，主要是因为元代平话出现了历史化与民间化的分化，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民间化的平话进行了历史化与细节化；《水浒传》则对历史化的平话进行了民间化处理。

    第三章论述中期章回小说中骈散文的演变。嘉靖、隆庆二朝（1522-1572），是明代章回小说的复苏期。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基本上都是“演义”体章回小说，其骈散文经历了以“‘通鉴’之文”为主，到以“平话之文”为主的变化。《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四部小说中的“‘通鉴’之文”，在用文方式上，以“文体曰式”为主，以“某某断曰式”、“某人曰式”等为辅；在文体特征上，以评论为主，以奏疏、补叙等为辅；从其与故事情节的关系来看，其故事外层之文多于故事内层之文；在用文方法上，其以照录为主，以改写为辅。《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四部小说中的“‘通鉴’之文”，具有评论功能、补叙功能、解释功能，也给小说叙述带来冗余、板滞等负面影响。《南宋志传》等三部小说中的“平话之文”，在用文方式上，“文体曰式”一枝独秀，偶尔用到“篇名式”、“某人曰式”；在文体分布上，其以诏书为主，以表、书信等为辅；在用文方法上，其以照录为主，很少改写；在功能上，其具有政治叙事及促进“演义”体章回小说通俗化等作用。明中期章回小说中骈散文演变的原因，主要是利润的驱动与通俗化的追求。

    第四章阐中后期章回小说中骈散文的演变。万历、泰昌二朝（1573-1620）是明代章回小说的繁荣期。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章回小说中的骈散文，“演义”体章回小说与“小说”体章回小说仍如明初一样呈双水分流的发展态势。从万历初年的《于少保萃忠传》，到万历末年的《西汉演义》，“演义”体章回小说中骈散文呈现出从以“史部之文”为主，到以“原创之文”为主的变化趋势。从万历中期的《西游记》，到万历末期的《金瓶梅词话》，“小说”体章回小说中骈散文呈现出从以“说唱之文”为主到以“说部之文”为主的趋势。而究其原因，前者主要是小说观念的进步，后者则主要是《水浒传》的典范效应。

第五章考察成熟期章回小说中骈散文的演变。天启、崇祯二朝（1621-1644）是明代章回小说的成熟期。这一阶段“小说”体章回小说与“演义”体章回小说之间有更深入的互渗与融合，出现了“演义—小说”体章回小说，及“小说—演义”体章回小说。这一阶段的《警世阴阳梦》等六部“演义”体章回小说中骈散文以“邸报之文”为主；《隋史遗文》等“演义—小说”体章回小说中骈散文以“说唱之文”为主；《西游补》等“小说—演义”体章回小说中骈散文以“文人之文”为主。明末邸报的盛行，关于明朝正史、起居注、日历等的缺乏，是《警世阴阳梦》等“演义”体章回小说中骈散文以“邸报之文”为主的主要原因；说唱传统的影响，是《隋史遗文》等“演义—小说”体章回小说以“说唱之文”为主及“说唱之文”中以“说部之文”为主的主要原因；出色文人对史传传统、说唱传统的双重超越，是“小说—演义”体章回小说《西游补》中骈散文以“文人之文”为主的主要原因。

    下篇在学界已经初步论证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的底本是吴观明本的基础上，从诗词比对的角度进一步确证与夯实了这个结论。进而在比对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该底本是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吴观明本，而非他本。

在此前提下，研究第一次将毛本《三国演义》与其底本吴观明本进行系统比对与研究，中心是其诗词。

    论文全面辑录了两部作品中的诗词，并进行了各种统计，发现吴观明本原诗共427首，毛本现有诗词共213首。毛氏父子评改采用了保诗、删诗、改诗、移诗、换诗与新增诗词共6种形式，其中删诗与改诗是其主要方式。

接下来，在《三国演义》版本发展与经典生成史，从诗词评改与其他角度，分别论证了毛本《三国演义》诗词评改的思想色彩与艺术成就。指出毛本《三国演义》诗词评改体现了蜀汉正统、仁义为宗、天命在上的思想色彩，相比于此前各版本，它们表现得更为突出或者呈现出新的特色。

在艺术方面，毛氏父子的诗词评改主要站在叙事的立场，大量删改诗歌，强化了小说的叙事体性，使得作品在情节上更加流转，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将诗与叙融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由于评改者的去芜存精，削陈腐，添佳彩，诗词更为醒目，诗词作品与其叙事背景的关系也更为平滑，两者相互比衬，相得益彰，共同创造了新的《三国演义》文本。

    该研究在前人“文备众体”的认识与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说部诗文”的存在，明确提出“说部诗文”这一学术概念，将这种文体视为与现实生活中由真实作者写作的单篇诗文处于不同层面的、具有不同特性的亚文体，并将其辑纂校考,这是本课题的根本创新之处。具体而言，其创新之处表现在：本课题特别强调“说部诗文”的存在及其亚文体特性，较之传统的“文备众体”、“寄生文体”、“别是一家”说有所推进；将说部诗文明确分成a/小说或其人物形象引用的已有之诗文、b/小说中历史人物所作诗文、c/虚构人物所作诗文、d/小说作者创作的诗文四种类型，并以之作为辑纂基础，也是对说部诗文认知的深入与发展。

    如前所述，小说号称“文备众体”，“韵散相兼”，是一种万文之文，其中蕴含了大量诗词曲赋文。然而，读者阅读时往往一跳而过，传统诗文编撰者也多视而不见或虽见而不见重，以至于数以千万计的稗文几乎是无声无息地隐藏掩没在小说文本之中,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本课题对古代说部作者与借虚构形象撰作的说部诗文的研究,将让人们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除了生存在现实语境中的由文人士大夫写作的诗文之外，世界上还有一种大不相同的诗文——生存在说部之中的新的诗文类型或系统，这将是诗文观念的一次大洗礼，对于诗文研究领地是一次大扩展，对于诗文本体性质将有新的认识；课题对许多单部小说中的诗文统计与研究，将加深对该小说作者的思想与知识渊源的认识；对同一小说作品不同版本中诗文的校证，将有助于作品版本源流与成书过程的梳理；对古代说部诗文数量与类型变迁的研究，或可为研究小说的文体发展、地位变迁等提供新的视角，对说部性质、小说叙事与写人、各体文学关系，对于古代小说创作方式、套用语料研究也有较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