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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语料库的中央政治文献英译研究
    2022/1/21 11:17:48    点击量:10587
  •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负责人:胡开宝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批准号:16BYY012


        项目以中央政治文献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从语言特征、翻译策略与方法、人际意义再现与重构、政治术语英译的对外传播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等多个维度开展中央政治文献英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研究发现中央政治文献英译文本在术语翻译和连接词应用呈现显著的显化趋势,虚化动词和名物化应用的频率均非常高。我们认为这些趋势和特征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翻译属性以及中央政治文献翻译的特征和目的等因素密切相关。作为跨语际转换活动,翻译是显和隐的对立。显化和隐化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而当原文所表达的意义要在译文中忠实完整地呈现出来的时候,原来的平衡状态将被打破,并按照译文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重新构建新的平衡状态。译者常常借用虚化动词灵活多样的搭配结构来翻译原文多样且重复的动作表达,既能体现政治文献严肃性和严谨性的特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更能让人接受和理解,阅读起来带有很强的话语力量感,令人信服。名物化的频繁运用突显了中国政治文献英译的专业化、抽象和权威的文体特征。
    从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看,中央政治文献英译综合运用异化和归化策略以及不同翻译方法,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译者常常采用显化翻译方法明示中国文化要素,弱化原文积极含义,以构建谦逊、低调的形象,并倾向于将高量值情态动词译作中、低量值情态动词,以使翻译文本更利于国际民众接受,从而促进我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交流。翻译汉语连词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对应译法,较少使用倒置法和转换译法,以准确再现原文语句之间逻辑关系。作为机构翻译,中央政治文献翻译给予译者的自由度较少,故而对应译法的使用频率较高。
    我们发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文本中,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语气系统的英译发生偏移.其中,语气类型与言语功能的偏移趋势显示说话人试图缓和语气,以平等的姿态与受众交流。不过,其余翻译偏移则凸显包括说话主体在内的中国政府的绝对权威。判断资源的翻译主要采用对应译法。该方法在判断资源翻译中所占比例高达72.43%。译者在恪守忠实翻译准则的同时也发挥了主体性。其中,态势性资源绝大多数为积极性判断,强调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不过,31.58%的态势性资源被译者省略,使原文的判断意义在译文中缺失。可靠性资源的非对等翻译比例也最高,为38.43%。真诚性资源的非对等翻译的比例高达27.61%,恰当性资源的非对等翻译比例仅为12.67%。《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中的中量值、低量值情态绝大部分与汉语中的情态表述量值一致,不过仍有相当比例的高量值情态动词译自汉语中量值和低量值情态助词。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中,许多英语情态表达在汉语原文中并没有对应的情态表达,而是由译者添加的.应当指出,添加中量值情态动词,一方面,可以使得译文情态意义较原文更为凸显,增加话语的张力和包容度;另一方面,可以凸显中国政府在做出承诺和义务时的理性。应当指出,中央政治文献英译文本在情态意义再现与重构方面所呈现的趋势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机构翻译的要求。由于机构翻译规范的制约,中央政治文献英译要求忠实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发现“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带一路”、“中国梦”和“命运共同体”等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术语相继在国际主流媒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国外主流媒体对这些术语英译的内涵及其所体现的理念基本上持中立和肯定的态度。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译名变化不定以及对外传播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国外媒体、组织和个人常常误解甚至曲解这些术语的内涵,怀疑甚至抵制对这些术语所表达的外交理念和相关举措。
        此外,研究结果还显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两个中国特色政治术语英译名在不同阶段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对中央政治文献英译的影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语料主语翻译以偏移为主,呈现出明显增译趋势。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主语翻译则以对等为主,产生偏移的部分语料虽同样明显呈增译趋势。这些翻译偏移趋势不仅仅是由于汉英语言差异所致,而且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具体而言,政治文献外译译者及定稿人强调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在翻译过程中表达/强调正面自我的信息,来捍卫并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译者常常在翻译过程中有意频繁明示说话人集体身份,但并不刻意凸显其主观性态度及评价,较少掩蔽、规避所担责任,整体上试图呈现出说话者一方敢作敢当、认真负责的权威形象,同时使其所言所述可信度更高、说服力更强。
        在《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中,“development” “system” “economic” “reform”  “rural”“areas”“social”和“enterprises”等形容词和名词, “improve”和“increase”等动词以及情态动词“must”等词汇高频出现。这些词汇的频繁应用显然塑造了务实、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反省意识,敢于担当,富有实干精神,奋发有为的中国政府形象。
    此外,第一人称代词“we”频繁运用,强调《政府工作报告》的观点并非个人意见,而是团体和组织的观点,从而凸显了《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文本的权威性,塑造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形象。我们发现“we”不仅与情态动词“will”、“must”和“should”以及表示情态意义的实义动词“need”搭配,后接表示具体行为的实义动词,表明中国政府有意愿、有决心、有能力采取具体举措,而且也与“made”“continued”“worked”“implemented”“improved”“increased”“strengthened”、“formulated”、“took”“intensified”“accelerated”“carried”和“deepened”等实义动词的过去式搭配,描述了中国政府过去所开展的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些动词所描述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团队的合作。应当指出,“we”与这些实义动词的过去式搭配塑造了充满活力、勤勉、干实事的中国政府形象。
    有必要指出,《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频繁运用高量值情态动词。这些情态动词的应用,不仅强调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意愿,而且也凸显了中国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较远的社会距离。
        总体而言,《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不仅塑造了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和真抓实干的中国政府形象,而且也构建了与民众社会距离较远的中国政府形象。究其原因,中国政府的这些形象特征一方面与《政府工作报告》汉语原文大量描述具体行为或具体工作的实词和汉语高量值情态动词相关。由于机构翻译以及政治文献翻译的要求,译者常常将这些词汇译成相对应的英语实义词汇和英语高量值情态动词。另一方面,这些形象特征涉及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译者常常根据自己对作者和读者身份、原文语句的内容和语气以及具体语境的理解,强化源语文本的语义信息内容,往往将汉语中低量值情态动词译作英语高量值情态动词,以强调中国政府的主张或决心。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所构建的中国政府形象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应当指出,符号层面的中国政府形象以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基础,而中国政府的实干与有为是《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所塑造的脚踏实地中国政府形象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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