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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示研究
    2021/6/15 14:15:40    点击量:5214
  • 负责人:张振华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项目批准号:17BZZ083
    项目名称: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示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后发展的政治基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示研究
    结项等级:良好(2021年5月)

    东亚经济奇迹是如何炼成的:寻找后发展的政治基础
    ——《后发展的政治基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示研究》成果简介
       一、研究意义

       (一)发展型国家理论是总结中国改革经验的独特视角

       中国的改革常常被置于转型经济的研究中,强调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与此相应,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转型视角做出的,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是其关注重点。这类研究在获得重要洞见的同时,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方面:中国不只是一个成功的转型典范,还是一个后发国家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榜样。进一步而言,转型仅仅意味着我们现在能够运用市场这一更有效率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却没能将其与那些同样在利用市场机制却始终不能摆脱欠发达状态的后发国家区分开来,后者正是发展型国家理论尝试解释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发展型国家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尚有待深入。一方面,中国经验尚没有在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得到应有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对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关照不足。从发展型国家角度总结中国经验,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发展道路,更好阐明中国道路与模式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丰富发展型国家理论。
       (二)本文有助于改进和推动发展型国家理论

       发展型国家被普遍认为是推动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工业化的一种理想政府类型。这样一种主流的政治经济范式,自然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然而,与很多新兴理论一样,发展型国家仍是一个存在大量开放性话题,并持续演进的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学者长期以来困惑于下列问题:发展型国家高度集聚在东亚,是由于这一地方存在特殊的政治文化(儒家文化)、特殊的政体(威权政体或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民主体制)和/或国际格局(冷战环境)的影响吗?换言之,政体的民主转型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会清除发展型国家存在的制度基础吗?日本的经济停滞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型国家已经过时的表征吗?东亚模式能否为其他后发国家所学习?存在民主的发展型国家吗?……学者们投入大量精力来回应这样的争议,但总体上效果不佳。

       发展型国家研究一方面需要回应竞争性的解释范式(如市场中心的主张),并不断通过与其他政治经济样式的区分来识别其特征,另一方面则需要评判和解释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经济的显著变化(金融危机、全球化和民主化等),并阐明它们对其他后发经济体以及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启示和借鉴。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型国家理论表现出明显的“无力感”,不能有效地履行其肩负的“使命”。这已经给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应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后果,并使其面临着持续的挑战与诘责。课题有志于弥补这些不足,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我们自己的见解,这使得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除了导论和结论部分外,本文将分五个章节来叙述和论证本文的核心主张。

       1.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谱系与历史演进。本章将把发展问题置于政治经济视角下进行解读,粗略梳理政治经济的理论谱系(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制度主义)及其历史演变。建立在对国家和市场各自以及相互关系认识的基础上,政治经济的各个流派给出了不同版本的发展方案。我们尝试从中找到发展型国家在政治经济研究中所处的方位,以便充分理解其理论的缘起、特征以及可能的不足。

       2.国家建构视野下的东亚政治与行政。正如很多研究已经指出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是建立在强的国家能力和相对高的国家自主性等特征基础上的。国家建构是形塑政体属性的关键节点,东亚在此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政体为创造性的行政,继而成长为发展型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官僚在这一体制中的作用,要比传统官僚制倡导由其发挥的更多,议会则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上。这样的政治与行政关系使得东亚政体常被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并发展出“威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命题,但它遮蔽掉的信息可能要比其揭示出来的更多。

       3.搞对干预: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产业政策。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不仅在资本积累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且还通过产业政策参与到资本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分配过程中,而这些通常被认为应由市场机制才能最有效率地实现。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将产业政策推向风口浪尖。在剖析东亚发展型国家产业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本章将指出正确运用产业政策的方法,指出东亚经验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可能借鉴与启示。
     
       4.选择性的国家-社会关系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对发展型国家中的政商关系,最为重要的两项研究分别是维斯的被治理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以及埃文斯的嵌入性自主,建立在此基础上,发展型国家研究通常将紧密的政商关系作为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制度性要件。2016年习总书记倡导要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这是对东亚政商关系特征的口语化表达。然而,这并非东亚国家-社会关系的全貌。在东亚,国家与不同社会力量、同一社会力量的不同组成部分间维持着迥异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有效地防范了现代化过程中所孕育的潜在破坏力量,而且还被有意识地用来支持跨越式工业化战略,从而成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5.发展型国家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共性在增加。一是市场化使得国家不能再凭借自己所掌控的资源独自完成它的经济战略,需要说服、诱导私人资本的合作。用经济学家的话讲,国家开始面临“可信承诺”问题。二是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取代全面的计划管理成为国家主导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而这被视为日本等发展型国家的发明与标志。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经过不断调适,与东亚的相似点在增多。正是基于此,尽管仍存在一些争议,学者们还是不断尝试将发展型国家理论应用到中国的情景中。本节尝试概括中国式发展型体制的特征,比较并解释其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异同,展望其可能的演变与优化路径,并运用中国经验回应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争议。

       三、研究成果的重要观点

       发展型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经验基础上的,关于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组关于政府的经济理念、制度和政策的经验概括与总结。在学者们的论述中,发展型国家的要件包括政治精英受到了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激励,因而将经济发展置于国家的最高优先位置(发展意愿);国家具备推动经济朝向其所设定的目标和方向发展的能力(发展能力),国家发现并践行了有助于推动经济实现追赶式发展的方法和策略(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尽管发展型国家的上述要件与东亚经济奇迹之间的关联性无法得到严格检验,但“某种形式的国家,在某种条件下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却几乎成为一个共识。学者们对“某种形式的国家”“某种条件下”“通过某种方式”中的“某”有着不同的认识。如果试着填空的话,可能最能得到认可的答案是“具有凝聚性和自主性的国家,在经济追赶条件下通过选择性和市场导向的产业政策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

       发展型体制可以追溯到东亚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当时国家建构者所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限制国家,防范权力滥用,而是如何增强和保有国家权力,以便有效地应对外部威胁。在东亚国家的宪法时刻,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强加过来的民主装置,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这些新创制出来的制度成为权力的中心。按照这种方式搭建起来的东亚政体,存在一个过分活跃的官僚体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的干预来自主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这种政治-行政设置建立在东亚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并进一步形塑了这种关系:一方面,政体的行政而非政治装置发挥了显著的联结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依据社会群体服务其战略目标的能力建立起选择性的国家-社会关系。这种与民主理想相差甚远的制度安排,在东亚,却成为孕育和推动国家呈现出发展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东亚实现“后发展的政治基础”。

       在东亚,精英的发展意愿植根于我们所谓的现代威权体制。区别于传统威权,现代威权不能建立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上。思想启蒙和初期的民主化尝试(尽管通常会遭遇失败)已经破坏了传统合法性的来源(如君权神授等)。区别于民主体制,现代威权又没有为政权提供程序的合法性,它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民族主义),并通过强调外部威胁,或者处在后发展位置上,需要通过集中资源实现追赶式发展来论证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威权领袖必须表现出相比于传统威权者和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卓越的推动现代化,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与民族安全的能力,以此来证明其执政的正当性。

       后发国家需要做出何种努力才能摆脱欠发达状态?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后发国家多数没有沿袭发达国家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借助国家更为积极和活跃的角色来压缩工业化的进程,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但很显然,多数跨越式发展的尝试被证明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不具备“领导”发展所需要的品质。与之相比,东亚政权表现出超凡的主导经济的能力。用来设计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国家机构,尤其是日本的通产省和韩国的经济企划院,享有内聚性,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实现了相对于既得利益的高度自主,有能力协调不同产业行政机构间的政策。此外,用来促进政策目标实现的恰当工具,以及抑制企业家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都有助于降低发生政府失灵的风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体制,一方面将享受到更为积极和精准的干预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能将与之伴随的不良后果限制在可以接受的限度内,这是东亚取得更为优越表现的秘诀所在。

       政社关系也为产业政策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官僚体制在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附属于官僚组织的审议会来赢得经济精英的配合。这种原本应由政治装置来完成的功能,在东亚由行政装置来履行。绕开政治的“中介”,在行政过程中实现了政商关联的方式被称作“行政吸纳政治”。相比于通过政治渠道实现的政社关联(所谓的政治整合),行政吸纳实现的政社关联,国家方面更加具有灵活性,它能够根据战略目标的需求挑选需要吸纳的群体。行政吸纳的方式也更加隐秘,可以不将社会力量整块整合,而是选择社会群体的某些部分作为合作伙伴,赋予其特权性的进入国家的通道。群体的参与也甚少对国家自主性构成挑战。绕开了政治的中介,社会力量的表达链条更短,也能够容纳更为特殊性的需求,这就意味着与官僚结成合作关系,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将更加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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