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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我国大城市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迁趋势研究
    2018/8/6 16:07:30    点击量:5729
  •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间,很多国家都经历了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其中不乏生育率下降之后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甚至是超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引发了对低生育率及其后果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由高到低的快速、显著下降为全球低生育率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独特的个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已有20余年,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低生育率国家。这一轮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和研究中,中国学者正迎头赶上,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当前我国的低生育率态势下,对人口变动态势的科学预判以及对人口政策调整完善的效应评估都离不开对生育水平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

       
    以上海为例开展低生育率相关研究具有极好的代表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从我国国内情况来看,不同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居民的生育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是明显偏低的、甚至是最低的。同时,上海也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转变上海都对全国起到先导作用。以上海为例开展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变迁趋势,无疑对我国大城市具有极好的代表性,也可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前瞻性思考,对判断全国未来生育水平趋势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一个地区人口整体的生育水平是由一个个个体的生育行为集合而成的,个体的生育行为主要由其生育意愿决定,生育意愿可以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因此,过去几十年间,国内开展了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和研究,试图通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了解来估计可能发生的生育行为,进而预测人口整体的生育水平走势。尽管国内开展了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但呈现遍地开花的格局,在某一个城市或地区长期、持续开展这方面调查的,目前来看仅有上海市。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1980年代初以来,上海市范围内开展了30余项生育意愿调查,为开展生育意愿趋势研究提供了数据库支撑。而且,上海也具有比较完备的、长时间的生育统计资料、人口资料、计划生育资料可供开发和挖掘。因此,上海也具有作为典型代表开展大城市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迁趋势研究的可行性。

       
    上海已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甚至是超低生育水平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城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普遍开展并走上正规。上海居民的生育水平下降的非常早、非常快,1971年时就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早于全国平均水平20年左右时间进入低生育率水平。1971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之下已有45年之久,且其中1993-2011年的19年间总和生育率处于低于1的超低水平,2012年以后围绕着1上下波动。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在历经1993-2011年间持续19年负增长之后,逆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之势,于2012年转向零增长、甚至正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自2004年以来出生人数增多,并多过了一直处于小幅平稳增长中的死亡人数。而出生人数的增多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数增多所致;2004年以后的“二孩政策时期”,虽然二孩出生数逐步增加,但对出生总人数的贡献仍是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的。归根结底是因为198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女孩在近10余年时间陆续步入生育旺盛期,迎来了出生人数且主要是一孩出生数的增多。

       
    1980年代以来,上海居民的生育意愿经历了历史性变迁

        1980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生育意愿不断减弱。户籍人口内部生育意愿的“城乡之别”在缩小,城乡居民的意愿子女数逐步趋同。但生育意愿的“内外之分”仍存在,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强于户籍人口,但同样也低于2个孩子,且流入上海之后流动人口的意愿子女数有所下降。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双独夫妻、单独夫妻和非独夫妻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流动人口中则显示出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强于独生子女,双非独夫妻的意愿子女数最高,单独夫妻次之,非独夫妻最低。户籍人口的意愿子女数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有所增加,流动人口则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特征,高等文化程度者的意愿子女数相对较高;不过,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其意愿子女数都随收入升高而增加。处于不同婚育阶段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也存在差异,夫妻间的生育意愿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无论哪个群体的意愿子女数都低于2个孩子。

        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大部分人不存在性别偏好,无所谓生男生女,生男生女都一样已是主流观念。性别偏好不仅是男孩偏好,也存在女孩偏好(尤其是上海市户籍人口),儿女双全也仍是许多想生两个孩子的人所追求的。男孩偏好的“内外之分”亦大于“城乡之别”,上海户籍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性别偏好在趋同,但流动人口对男孩的偏好仍强于户籍人口,不过流入上海之后流动人口的男孩偏好有所减弱。人们对于何时生孩子、再生育的规划更加理性化,会综合考虑自己各方面条件是否适合生育子女。

       
    限制数量的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制约人们少生的主要因素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往往存在着偏离。1980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高于生育水平,实际生育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之间的“缺口”大约为0.4。这主要是由于初婚初育时间的推迟、非自愿不孕不育以及竞争性因素的存在。群体层面上平均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水平,个体层面上意愿大于行为的个案普遍存在,由此判断,上海户籍居民意愿大于行为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生育意愿的变迁表明人们观念上已经“不想生了”,意愿大于行为的现象反映人们即使有意愿生育,也可能“不敢生”、“生不起”或者“生不出”了。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多年的宣传教育,晚婚、晚育、少育已是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无论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无论是双独夫妻、单独夫妻、还是双非独夫妻,一个孩子均是主流的选择。限制数量的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制约人们少生的主要因素,养育成本(经济成本、精力投入、机会成本)和照料因素成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双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对生育水平的提升效应微乎其微,“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在相隔不到两年时间内的陆续出台,释放了一部分生育潜能,二孩生育数量和二孩率均有所提高,但效应仍非常有限。“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仅可能是在近几年形成一个小的出生堆积,但堆积效应很快就会消失。

       
    建议从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两个角度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

        生育水平由高到低不易、由低到高更是难上加难,至今全球范围内尚未见到成功提升本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国家。对于已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甚至是超低生育水平的上海而言,紧靠“全面两孩”政策而无配套性鼓励生育措施,生育水平有显著提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随着户籍育龄妇女的断崖式减少,上海出生人口数量势必会结束近几年来的增长态势,转为不可阻挡的减少之势。建议尽早推行支持家庭育儿的政策措施,对于上海而言,可重点从向有意愿生育二孩的育龄家庭提供养育孩子的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两个角度出发。更进一步,建议允许类似上海这样的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育龄群众平均生育意愿低迷的大城市先行先试,取消生育限制,让有意愿多生孩子的夫妻生育。




    项目批准号:14CRK013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名称:我国大城市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迁趋势研究
    最终成果:同名研究报告
    项目负责人:陈蓉      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组成员:王美凤、张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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