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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0 15:54:56　　　　点击量：4038

过去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一般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界，此前的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此后的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这是人为地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学理论批评分为不相关的两橛。这种“割裂式”的研究，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似乎发展到晚清就结束了，现代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是从外国借来的。

正是由于这种学术格局，近数十年来出现两种论调，一种是“五四”断裂说，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断裂了，现代的文化与文学都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一种是中国文论“失语症”, 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到底“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不是断裂的关系？“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新文学理论是否完全是外来的、移植的？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是否真的患了“失语症”？中国传统与近现代文论到底存在怎样的“通”与“变”的关系？

本课题以详实的文献梳理、材料解读和理论阐释，回答了这些问题。本课题突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相分割的限制，将自先秦至1949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作古今贯通式的研究，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本课题侧重于理论的梳理、阐释和建构，故而最终成果命名曰《中国文论史》。本课题成果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发展、向近现代的演变和新生，但不是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简单拼接，而是重在梳理传统文论自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趋势，梳理传统文论一步步向近现代演化的历史轨迹，重在追溯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的内在联系。

本课题把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古今文论作一贯式的综合的研究，分为四编：

第一编，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阐释先秦两汉时期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文学理论观念的萌生，主要阐述儒家、道家的文学理论思想、早期的文人精神和骚赋观念。

第二编，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察其时文士、文体、文集和文论的兴起，诗文理论批评的自觉。

第三编，分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自唐代以后中国文学和文论都表现出分体发展的特点，即诗歌、文章、词、小说、戏曲的创作和理论都是各自发展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是并没有一个更高级别的诸如“文学”之类的概念来统摄它们。因此，为了尊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更有利于剖析各体文学理论，本编采用“分体”式，分为诗学、词学、文章理论、戏曲理论、小说理论等五章，分别剖析各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特征、历史流程。

第四编，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本课题主持人不认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理论完全是外来的，而是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发展趋势在外来思想的催化下发生的转型和新生。从明代后期在“王学左派”影响下出现“性灵”派开始，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就开始向近现代转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理论批评是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生”。本课题既详细阐释新文学理论批评中“人的文学”、“写实主义”、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保存国粹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纯文学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具体阐述“五四”以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理论的基本特征、历史进程，特别是注意梳理它们与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通”与“变”。

最后，通过考察中国文学为“大文学”的理论属性和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文论特征，进而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继承传统文论的思想而在新形势、新理论背景下的巨大的创造性飞跃。

本课题对于传统与近现代的“变”与“通”的临界点，即晚明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作出贯通式的研究，勾稽出古今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从“性灵”论到“人的文学” 》一节，追溯陆王心学的文学启悟、泰州学派与晚明“性灵”论、袁枚的“性灵”说、龚自珍的“尊情”说，到鲁迅的“摩罗诗力”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揭示出一条明晰的贯通古今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

《晚清的经世思想与文学界革命》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两节，抓住中华文化精神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核心，考察这种“经世致用”文论思想在不同社会背景里的具体表现。经世致用是晚清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旋律，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鲜明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精神，但不再是传统的“教化”，而是转向了近代的“启蒙”。梁启超等人并没有完成文学革命的任务。后来，胡适与陈独秀代之而起，实现了从文学精神、文学内容到文学形式的全方位革命。“平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社会的、人生的、“写实主义”、“纯文学”等新的文学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但这时的“文学革命”多还停留在知识分子层面，对普通社会民众缺乏实质性的影响。而1927年前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革命文学”被提出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真正成为社会革命、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文化阵线上有力的“批判的武器”，融入并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进程。这其中都是“经世致用”的精神一以贯之。

面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国外文化的热情欢呼，文学日益严重的“欧化”倾向，思想文化界提出“保存国粹”，文艺理论上出现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都体现了中国文化自我克服、自我纠正的功能，文化传统有力地矫正了“全盘西化”的偏颇，民族文艺形式在不断的改造创新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是大文学观。纯文学是外来的文学观念，近代传入国内后，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比如欧洲“纯文学”原是不包括散文的，但是中国古代散文发达，因此人们在论述“纯文学”时，外延就包括了散文。现代学人在“纯文学”观念指导下，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的梳理、整合和建构。“纯文学”的含义也在不断的演变，并有学者努力从传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寻找“纯文学”的中国源头。特别是清代以来的骈散之争与近代的纯杂文学观之间相互纠缠。本课题对“纯文学的中国化”的历程作出细致的梳理和剖析。

本课题提出，中国文论的本质是“大文学观”，文学范围至广，凡是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都可以称作“文”；文学渊源深巨文学，性质伟大，作用和意义重大。中国文论重视文学的政治性，其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文学关注人伦道德，文论强调文学的道德性；文论立基于文学，针对文学问题而发，引导文学方向，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古代文学是多样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具有多样性。在20世纪的中国，“纯文学”取代了传统的“大文学”，但事实上“纯文学”精神并没有真正取代传统“大文学”的“文以载道”观念。“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下的重新建构；国外文学与文论思想的“中国化”促使现代文学和文论实现质的飞跃；现代文论是传统文论的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新发展，两者之间并非是断裂的，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传统文论以“嫁接”式发展走入现代，是文论发展的正途。

现在学界写“通史”，一般采用多人合写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其优点，即各人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特长，但是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和局限，即思想无法统一，基本思想和宗旨不能贯彻始终，行文风格不一致，可能存在内部不一致、不协调，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本课题纵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两个时段，两个学科，如果采用多人合作的方式，大家对问题的理解不一致（如目前学界有的强调现代文论的西方资源，有的强调现代文论的传统资源），很难将通变思想贯穿始终，因此本课题以一人之力，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论作通盘整体的研究，既重视“通”，也不忽视“变”，尽可能地把传统文论的历史脉络、发展趋势揭示出来，尽可能地阐述清楚现代文论的传统来路，梳理现代文论与近代、与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成果打破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学术疆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通史”，上自先秦，下至1949年，抓住关键范畴和重要命题，以“变与通”的主旨贯穿始终，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如何发生、发展，走向近现代，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与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间有着怎样的传承和新变关系。通过古今贯通式的研究，更为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性质和特征。本成果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对于深化古代文学与文论、现代文学与文论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论精神，建设当代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批准号：12BZW074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名称：传统与近现代诗学的变与通

最终成果：《中国文论史》，54万字
项目负责人：周兴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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