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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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3 14:28:04　　　　点击量：3743

18 世纪中期之后的法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之外出现了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权威——公众舆论，它取代法国社会两大传统的权威支柱教会与王权，成为新的裁决力量。到 1770 年代，在诸如马尔泽尔布、孔多塞和内克等诸多开明的文人和政客的描述中，公众舆论是“民族法庭”，蕴含着全体国民理性一致的至高正当性，与之前的绝对主义君权一样，是神圣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有三：其一是探讨 18 世纪新生的公众舆论与法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总体思想氛围转变之间的关系；其二是缕述 18 世纪法国社会的舆论传播机制的运作方式和内蕴的意义；其三是想通过上述研究，能够更加细致深入地观察究竟是“启蒙创造了革命，还是革命创造了启蒙”，换言之就是解析是不是如我们惯常所了解的那样，启蒙时代与后来的政治巨变之间存在着直接而简单的线性关系。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是希图通过这样的研究，增益我们对旧制度末期法国历史发展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了解，摆脱社会学或历史哲学理论程式所作的宏大解释，使历史更加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历史能赋予人教益和智慧，18 世纪法国的历史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研究旧制度时代的舆论争夺及其背后主体的利益动机，研究公众舆论给社会、政治运行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对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也不无借鉴意义。

公众舆论导源于国家与社会交集地带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对政治国家与社会博弈之中的意见表达。按照旧制度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理论，君主是国家唯一的代表，绝对主义政治体系掌控下的社会不可能生成公共领域。但是，1715 年之后，法国政治与社会的演进变化为公众舆论的诞生提供了土壤。首先在政治方面，是诸如宗教、财税等一系列政治问题引发了精英内部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和对抗；其次在社会方面，科学革命以降新知识新观念的产生形成，伴随着相对和平年代的经济繁荣、文化中心从（凡尔赛）宫廷向城市（巴黎）的转移、书籍时代的来临、识字率的提高，为舆论的发动和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因此，本课题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试图从动态进程和静态模式两个层面，描述旧制度末期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政治影响、传播机制，公众舆论的主要内容和参与者。在廓清与公众舆论有关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之后，在结论部分分析和衡量这种强大的思想动员，对 18 世纪法国人的认知和想像的影响。

上篇“18 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的演生”是动态历史进程分析。本部分以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为开端，希图说明，在勤守“国王的职业”的路易十四治下，以凡尔赛宫廷为中心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呈一时之盛，法国社会难以生成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但是，1715 年“太阳王”驾崩之后，他留下的沉重遗产，开启了法国政治争论之门。首先是 1713 年他要求教皇颁布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宗教争论，接着是 18 世纪中期爆发的财税争论，使王国政府与高等法院时常陷入激烈的对抗当中，继后是 1760 年代的经济、政治改革争论，这些关系到现代民族国家和政府建构的重大问题纠葛在一起，导致了连绵不断的“舆论战”。这是因为，在面对具有天然优势的绝对主义王权，以高等法院为核心的另一方，希望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作为对抗。1770 年末至 1774 年的“莫普改革”，将争论推至顶峰。在争论过程中，与王国政府对抗的一方，借助历史阐释，力图证明高等法院与王权具有一样久远的历史，是阻遏王权陷入专制的中间机构；或重新阐释公法，证明代表国民利益的机构具有不可侵犯性。争论的话语衍生了新的观念或新的概念，截至 1774 年，诸如国王已陷入专制主义、“国民主权”、召开三级会议以代表全体国民讨论和批准政府的税收政策法令，等等，连续提了出来。1787 年危机再次爆发时，舆论的呼声也再次“旧事”重提，最终导致了路易十六同意召集三级会议，从而开启了革命的进程。仅就旧制度本身来说，政治争论打破了绝对主义权力体系信息内部上传下达和“不争论” 的模式，表明旧的政治模式及其附着的权威已然处于崩塌之中，一种执念于“公开性”的文化心态已然生成，从而为革命实践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心理基础。

下篇“18 世纪公众舆论的机制与主体”是静态主体分析。任何思想都植根于它生成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传播向社会逐层渗透，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精深虚空的哲学原则和理论说教，作用和影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本部分概述了 18 世纪法国的主要传播机制，如书籍报刊、沙龙、共济会等。这些传播机制提供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必要工具，不仅信息在其中流动和扩散，而且它们运作的模式同样有悖于绝对主义体制和等级社会的基本原则：沙龙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上层平等相遇的场所，倡导“博爱”原则的共济会，其成员无论出身哪个等级皆是平等的兄弟。那么，参与其中的主体是什么人？公众舆论基本的倾向是什么？这是接下来两章试图解决的问题。像其他各个时代一样，18 世纪法国的公共领域机制既有“涵括性”，也有“排斥性”，参与公共领域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教育、机会和动机。在教育发展和社会期望发展变化的情形下，文人群体以及利益攸关的高等法院界，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和发动者。社会公众舆论面对的是压倒性优势的传统权威——教会和王权。

长期的舆论动员必然影响社会成员的“表象”认知。我们并不能断定，肇始于 1750 年代的去基督教化进程以及君主的去神圣化进程，就是舆论动员的结果，它们可能更多的是 17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情感变化的结果。但是，18 世纪中期登上舞台的公众舆论，既是这个进程的一个反馈，也推动和加深了这一进程。那么，旧制度末期这种思想氛围和集体心态的显著变化，与 1789 年的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认为，革命直接可见的起源是政治性的，即 18 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 1787 年连绵不绝的政治危机，导致了作为社会唯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君主制政府体系和权威的崩溃。革命爆发之后会产生自身的动力，因为革命进程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原子状态下的社会政治重构依赖于舆论的争夺，这既是旧制度末期法国政治模式的延续，与此同时，旧制度末期的“舆论战”，为革命进程中的舆论竞夺提供了话语资源。

在方法上，课题采用社会文化史的路径，研究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整体思想氛围的转变。不像以往的思想史范式，对启蒙哲人的文本进行抽象的哲学式的解读，而是将法国社会看作是一个混杂交互的整体，检视政治进程与社会变化相互作用下法国人集体心态和价值的转向。

在内容上，课题主要立足于政治文化研究，并未从社会学理论模式出发，将18 世纪法国视为一个经济发展和阶级对抗升级、新兴意识形态得以张扬的社会，而是从实际发生的历史出发，阐明了 1750 年代左右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诞生的公众舆论，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截至 1774 年路易十五驾崩和“莫普改革” 失败）在法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评估了公众舆论在旧制度末年法国人集体心态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公众舆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本课题亦未重复传统解释背后的逻辑，即启蒙思想动员为革命准备了意识形态的弹药库。相反，从具体而微的社会文化进程观察，旧制度末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并非导源于启蒙文人的创造和宣扬，而是与科学革命以来的知识更新有着非常显著的联系，启蒙时代是西方社会意识连续变化进程中一个显见的高峰时段。

从学术价值来说，首先，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到目前为止仍属于国际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生转向，从注重解读和阐释的新文化史重新向具体实在的历史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并非是原模原样的回归，而是将 1980 年代的史学革新吸纳其中，注重研究制度文化、表象变化、社会期望和人际网络。其次，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是社会文化史，将文化思想置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避免了过往思想史的那种抽象的概括归纳，将社会思想表达为脱离了特定时空的哲学原则。这种路径，不独流行于西方史学界，也颇受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和中国史研究的欢迎。

从社会效益上来说，第一，国内法国史学界近十年来从事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出版刊发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极大地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18 世纪法国历史的了解。这些成果都将通过通史的编纂、教科书以及普及性读物，逐步向大众读者渗透，无疑有利于我们避免对旧制度的历史进行简单线性的理解，认识到变革时代的复杂及艰难，对增益我们的智慧不无裨益。第二，今天是移动互联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形成空前的迅疾，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情形，构建良性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是我们社会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尽管技术条件不同，但 18 世纪的法国面临着同样性质的问题，它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不无镜鉴意义。

项目编号：11BSS019

项目名称：旧制度末期法国的公众舆论与权威崩溃

最终成果：《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互动：启蒙时代法国的公众舆论》（研究报告）

项目负责人：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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