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源博士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路口监视器之政策功能与法律依据、路口监视器之定性、路口监视器的证据性质与证据能力。

他认为，作为路口监视器设置依据之法律应该包括：1.就已发生危害之情形等客观、合理判断，足认有发生同类型犯罪之相当“高度盖然性”之处所；2.应有设置监视器之“必要性”，与有保全之“紧急性”；3.监视之范围或方式，应遵守“比例原则”；4.装置之地点，应为适当之告示；5.赋予受监视人检视纪录之机会与救济之管道。

路口监视器对人民之隐私权形成相当程度之侵害，其性质宜定性为强制处分。路口监视器之设置、管理，固然是行政警察之作为，其所取之影像、声音等数据，仍可作为刑案之证据，且不能免于各项证据法则之检验。

路口监视器所取得之影音资料，通常被做为证明犯罪现场情况之证据，形式上为非供述证据。其仍有“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

以路口监视器取代人力所无法负担的时间或空间，但必须同时正视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害，尤其在法制设计上，在遵守法律明确性原则与比例原则之下，许家源博士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关于地点的选定：不应由警察机关或其他政府机关片面决定，尤其在住宅区，当地民众必然经常面对摄影机的拍摄，应给予当地住民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第二、关于时间的设定：未必要采取全天候连续摄影的模式，可以依据特定时段的拍摄，例如在某地区窃案频传，经统计发生之时间约为下午三时至五时之间，则设定此一时段之拍摄已足，其余时段则可搭配车辆或人员巡逻之方式。

第三、关于拍摄的告知：凡设置路口监视器之地点、拍摄时间、设置或管理机关名称等事项，应以显著方式（例如立牌、标语）告知，使经过之人、车在隐私之期待上有所调整，避免不知情之情况下拍摄。

第四、关于资料之管控：路口监视器最令人担忧的，是保留下来的影像数据，由何人管理，何人有权调阅、重制、增删，又如何保存、保存时限、何时销毁等，因此，在信息自决权的要求下，管控流程应采透明性原则，扩大被拍摄者参与、表达意见之机会。

第五、关于刑事审判的使用：承认行政与司法有所重迭的前提下，使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的竞合适用，落实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之精神。

报告结束后，参加报告会的学者与许家源博士进行了互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