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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9 16:45:28　　　　点击量：7453

    2007年11月8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9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 “学术名家”系列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作专题报告，题为“寻找经济发展的终极可变决定因素”。

    林毅夫教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林毅夫教授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的报告以“工业革命与大分歧”为引子，从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发，回顾了中国、越南、东欧国家及前苏联等国家经济改革、国家转型的历史，提出了如下三个问题：（1）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经济体成功了，而大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在试图发展时失败了？（2）为什么中国和越南进入了快速增长，而大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却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以及各种危机？（3）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

    这三个问题也正是林毅夫教授此次报告所要回答的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因素问题。围绕该问题，林毅夫教授首先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源。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些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表面因素，寻找一个更深、更基本的决定因素成为经济学家努力的一个方向。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学术界对这个根本影响因素的研究归结起来有这样五个流行的假说，即：运气、地理、制度、文化、开放。其中制度因素是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可的一个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快慢的因素，而且主流的研究成果认为，制度的内生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冲突。

    林毅夫教授认为，制度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制度本身却是内生的，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影响论并不是一个普遍成立的观点。为此，林毅夫教授引用了凯恩斯《通论》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也就是整本书的结论：“但是或迟或早，无论是好是坏，关键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观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会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随后，林毅夫教授回顾了中国、印度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一直以来，工业化，尤其是大型重工业的发展，被认为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关键，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但是从大多数国家不算成功的发展路径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重工业上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重工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正是在一种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自身比较优势的思潮影响下，制度安排因此而出现了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次优选择。

    林毅夫教授用了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解释这一观点。在一个由资金和劳动力共同决定的经济社会中，该经济社会的最优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因此，如果社会思潮选择了一种违背该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话，这一产业中的企业将面临更高的成本，从而失去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中的自生能力，并导致了价格扭曲、寻租等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存在。只有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企业才是有自生能力的。

    林毅夫教授以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汽车产业的早期发展为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违背与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具体差异。从这五个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绩效中，林毅夫教授发现，采用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更易于发挥本国自身的后发优势，从而实现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而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则恰恰相反。

    在阐述了社会思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林毅夫教授以“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中国、越南社会改革的成功为例，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思潮与国家转型的关系。

    最后，林毅夫教授对报告的主要观点作了如下总结：（1）技术升级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2）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其他制度的质量。（3）思潮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质量的最重要决定因素。（4）禀赋是一个国家选择技术和产业的最重要的有效约束。（5）比较优势是制定发展政策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6）自生能力是理解一个经济的扭曲成因的非常重要的概念。（7）对经济转型来说，实用主义是最重要的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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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提供：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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