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23 10:59:09                 点击量：1777

• 课题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课题名称：新实用主义文论研究
  负 责 人：汤拥华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批 准 号：18BZW011
  
  
  

  本成果的研究前后经历了四年半时间，形成了55万字的书稿和10余篇论文。未来在成书时，论文会更多地融入书稿之中，有不少部分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不过研究工作已经总体完成。

  
  

  本成果的主体部分分为七章。第一章从几个方面讨论罗蒂的哲学观，并试图在其哲学论述的关键处发现文学的因子。正如前文所论，我们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这样一种逻辑，罗蒂的哲学论述与其说是文学论述的前提，毋宁说是文学论述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将这一章视为罗蒂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因为如果我们仍然以哲学作为文学理论的基础，罗蒂就等于做了无用功。可能更恰当的是提出这一问题，罗蒂在哲学领域的研究，是否不能局限于哲学领域内解决，而必须召唤出他在文学领域的研究？第二章以罗蒂的文学文化为核心概念，在美国当代学术语境中，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层层推进的探讨。此探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罗蒂与一般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区分开来。第三章重点讨论实用主义的“理论”观，并尽可能地展示实用主义内部的关键分歧，也就是说，什么是理论的问题，有可能与什么是实用主义纠缠到一起。第四章是全书的关键章节，讨论了几个核心概念“反思”、“反讽”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针对“反讽主义理论家”这一提法展开深入辨析，以便把握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观独到的理论逻辑。第五章是在解释学这一传统文论领域内，进一步展开新实用主义与解构主义、批判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对话。第六章则考察新实用主义的“文学伦理学”维度，并讨论罗蒂的批评实践，以此支持这一判断：罗蒂不仅诚心诚意地倚重文学，而且有其避免文学简化为“例证”的见识与方法。第七章是总结性的，我们将问题带到实用主义最为看重的文化与政治的论域，试图围绕几个让罗蒂饱受争议的论题，将作为文化诗学的实用主义所内蕴的可能性及其所面对的难题充分揭示出来。我们尝试进行有关“残酷的美学”与“团结的诗学”的探讨，此类探讨又将与有关实用主义智慧的讨论结合起来，并展示“激进的诗学”与“实用的诗学”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以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哲学与文学、学术与政治、欧陆学统与英美学统的表层对立，对西方当代文论的理论境遇与话语策略获得新的理解。

  
  

  本成果对罗蒂的评析当然并非都是肯定性的。毋庸讳言，在讨论哲学问题时，罗蒂有时显得过于苛刻，有时过于大而化之，未能对论题的复杂性表现出足够的耐心。而在讨论文学问题时，哲学出身的罗蒂有时会说“外行话”（文学出身的人未必就不说外行话），在提出某种未来方案时也常常显得天真，对此我们应有甄别与批评。但是总体而言，本成果的研究是以“同情的理解”为主。这倒不是说这种理解要比其它的研究更贴近“罗蒂本身”，而是说在很多争论中，站在罗蒂一边是较为困难的，因而也有可能是更有收获的。当然，作为研究者，笔者有基本的信心，罗蒂的存在使更多人找到了沟通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新途径，从而推进了有关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思考。本成果希望能在罗蒂特定的运思方式之下处理其文学思想，反过来也希望借助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述，引出新实用主义阵营中其他论者的代表性观点，以点带面地展示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主题、逻辑与关切。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领会罗蒂在何种意义上是个新实用主义者，也就不难理解罗蒂在何种意义上是个文学理论家；而如果我们细细追踪了罗蒂在文学理论领域中的摸爬滚打，也就能更好地领会美国新实用主义的诉求与路数。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学者们较为习惯德法学术传统，对美国实用主义那种貌似平易实则激进的思路倒有些难以领会，所以虽然罗蒂的著作大部分都已翻译为中文，而且罗蒂与中国学界互动不少，但是文论界讨论罗蒂总不如讨论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甚至哈贝马斯那么一呼百应。要讨论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需要有比较趁手的理论观。笔者有一种给当代理论分类的方式，即按照功能将理论分为探究型理论、难题化理论和疗治性理论。此分类意在揭示三种相对独立的运思路径，而非在外延上将某一理论与其它理论绝对分开，所以一种理论可以兼具多种面相。所谓探究，不是探究本质或者本体，而是遵循结构主义以来的知识逻辑，探究意义得以建立的机制，重点在于提供解释或是对解释的解释；所谓难题化则是回到现场，将抽象、笼统的观念还原为各种因素的微妙冲突，回到理论与实践接合与相互生成之处；所谓疗治则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疗治语言误用的创伤。笔者所期待的是，一种可能的实用主义文学理论，可以同时具有这三种面相，而又能在每一面相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运思方式和言说策略。但是本成果的论述重点当然会放在作为疗治的理论上。这种作为疗治的理论并不完全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它天然地就是作为对话的理论。对话的理论不是研究对话的理论，也不是以对话为原型构建理论，而是将理论投入对话，使其成为对话。哲学家的“知识”不能天然地凌驾于“意见”之上，前者也只是特定的对话方式，有其从新鲜到陈腐的自然过程。理论的目的是推动有效对话，它不以“客观真理”或者“启示真理”中止对话，它所关心的是如何以对话本身突破对话的界限。具体而言，是承载着各自知识传统的观念如何构建起开放的场域，在此场域中，观念可以调整原有的意见/知识的理论策略，以新的方式实现彼此融合与相互激发。这并不是伽达默尔式的视域融合，因为它不是不同生活世界——往往是被本质化的——的融合，而是信念、知识、理论等等借助一个不稳定的话语空间，发现自身内在的不稳定性。正如文森特·里奇所言，罗蒂的解释学涉及一种愿意在探索中艰难跋涉，而不向理性标准妥协的态度，是对实实在在的人和事的有效处理，而不是通过揭示本质来切合现实。它不事先设定认知矩阵或者共同点，而希望求同存异，有所收获；他给解释学哲学家树立的榜样不是科学家型的，而是有鉴赏力的艺术爱好者，是形形色色的话语之间好事的、苏格拉底式的调停者。 

  
  

  罗蒂在国内学界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哲学领域的成果不必说，在文学理论领域也自有珠玉在前，在本书写作的这几年内，也有新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学界更是如此。作者尽力搜集所能获得的所有材料，常有望洋兴叹之感，尤其罗蒂与当代理论前沿的对接，因为还在不断开拓中，相关资料的占有尚有欠缺。另外，在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上，作者虽然尽自己的能力做了探索，但限于学养，思考深度还不够，并没有真正把道理说透。

  
  

  虽然有种种不足，作者还是希望本成果有助于国内学人尤其是文论研究者更为全面地了解罗蒂，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罗蒂”等着去发现，而是说在公共话题式的讨论或者说使用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生动、富有力度的学术细节值得关注和探究。具体而言，作者希望经过他的解释或者说辩护后，罗蒂的政治观念尤其是他的“民族中心主义”甚至“美国中心主义”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作者也希望自己的分析与梳理有助于让学界更好地认识到罗蒂以及美国新实用主义独到的问题意识、运思路径、论说策略和核心语汇。最后，作者希望本成果在文论话语的丰富化方面有所贡献，即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构中，让罗蒂那种清新明快、平实通达的论说风格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