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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荣:史料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2024/10/31 10:26:54    点击量: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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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及其运用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是最大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汪朝光曾在《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中国世界史研究存在的明显短板与不足中,最大的问题是史料严重缺乏,从而影响世界史研究质量。而马克垚在2015年的回顾与展望文章中,也表达过相同看法,认为现在互联网发达,国际交流便利,获取原始资料不再困难,但由于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缺乏理论和体系上的创新意识等原因,中国世界史研究质的提升还不够。在笔者看来,中国世界史研究不仅缺乏原始史料,而且阅读原始史料的能力和习惯也还需要培养。尽管现在获取世界史研究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基于原始史料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多。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改变过去的不足,使中国世界史研究质量迈上一个新台阶。

     

    史料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作用

    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同,史学研究严重依赖史料,尤其是档案文献等原始资料。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研究。世界史研究外国的历史,除了少数经过整理出版,可以购买的史料集外,绝大多数史料都收藏在外国档案馆。在国际交流条件改善、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在中国从事原创性世界史研究几乎不太可能。民国时期学者对此有清醒认识:他们借用西洋史理论和方法,整理国故,进行考据研究;但对于西洋史本身,除了教学,基本不做研究。民国时期出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史,或中外关系史,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国学训练,并熟悉中国历史资料。雷海宗是攻读西洋史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杜尔阁的政治思想》,回国后虽然从事世界史教学,但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国史。他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世界史研究受到了重视。北大、南开、武大等高校先后设立了世界史专业,雷海宗回归世界史队伍,曾在哈佛留学攻读中国史的齐思和、周一良、吴于廑也被安排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世界历史分期、欧洲封建制度和庄园经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进行研究,奠定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初步基础。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基于二手文献,原始资料使用很少,但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有助于培养世界史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周一良和吴于廑共同主编《世界通史》(4册),并于1962年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史学界之间联系与交流的加强,获取外国资料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迅速发展,在学科建设和服务国家需要方面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吴于廑提出“整体世界史观”,标志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初步形成;罗荣渠、钱乘旦等人开展比较现代化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大通史相继出版,有助于深入了解外国历史和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与此同时,世界史专业化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已经产生了一批基于原始资料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如黄洋对希腊土地制度的研究、陈志强对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的研究、彭小瑜对教会法的研究、刘城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李剑鸣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徐蓝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等。由于从小受教育条件好,又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学者在使用原始资料、从事原创性研究方面更加自觉。从他们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如许明杰《从1381年剑桥骚乱看中世纪英格兰王权》、吕昭《阿维尼翁兄弟会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基层互助》、李文丹《腓特烈二世时代罗马城的多重治权问题初探》、杜宣莹《女王之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政治(1568—1590)》等,可以看出他们不仅采用原始资料,而且解读到位。

     

    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和史料问题

    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首先要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由于国内外语教学语种比较单一,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还没人研究,或研究薄弱。即使有相关论文或专著发表,也大多基于英文二手文献,很少使用原始资料。因此,笔者在这里聚焦中国学者耕耘最深的欧洲史,具体分析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和史料问题。

    欧洲与中国一样,传世文献极为丰富。不同的是,中国的汉字出现早,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的历史记录也连续不断;欧洲的文字和历史记录经历过断裂或剧变,增加了史料阅读和解释的难度。欧洲古代文献是用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虽然现在这些文献绝大多数都有英译本,但对于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掌握古代语言是必须的。希腊罗马私人修史,风格有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将历史看作是对人类活动的研究,强调史料的真实性,重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相信历史研究能够指引当下。

    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历史书写的一次断裂。拉丁语保留了下来,但它是教会语言,也用于法律和政府公文。受民族大迁徙影响,欧洲各地形成了各自的方言。方言成为书面语较晚,不过英格兰是个例外,早在6世纪末、7世纪初,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的法律就是用盎格鲁—撒克逊语写的。诺曼征服后,法国贵族成为英格兰统治者,中古法语越来越多地用在政府公文中。因此,从事中世纪英国史研究,需要掌握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和中古英语,虽然具体到个人,可以根据研究时段或研究内容做出选择,不一定都要会。

    乔尔·T.罗森塔尔将欧洲中世纪史料分为三大类,即传记和编年史、政府档案、私人记录。传记和编年史是从罗马继承下来的,但作者不再是世俗人等,而是修士或修道院集体。起初传主是帝王或圣徒,后来扩大到贵族和骑士。中世纪传记对于研究政治史和宗教史很重要,但由于它们带有宣传性质,其中有些史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12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学兴起、识字率提高,欧洲政府档案和私人记录大幅度增加。教俗两界统治者力图通过文书加强治理,使得政府公文产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内容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在教会和王室政府影响下,文书制作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12世纪末,英格兰还没有书面的庄园记录,但到1270年左右,几乎所有庄园都保留了庄园档案。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历史书写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在此期间,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取代了中世纪的拉丁语,虽然有些文献如法律文献中还保留部分拉丁语词汇,但已不再构成研究的障碍。与此同时,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历史记录的制作、保存和传播。人文主义者对欧洲史学的转变有重要影响,他们将史学研究重新纳入对人和人事的研究;为了恢复古典文化和《圣经》的纯洁性,他们对中世纪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奠定了近代史料考证的初步基础。

    从文艺复兴时起,欧洲历史进入“现代”或“近现代”(modern,国内译为“近现代”)。语言不再是障碍,古人与今人之间的文化隔膜也逐渐消失。从专业技术角度,欧洲史研究变得容易了,但也产生了新问题。比如近代早期的手稿很难辨读,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现代史料种类繁多,浩如烟海,使人无从下手。

     

    如何抓住机遇做好中国世界史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工作者是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与其他专业不同,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原始资料保存在外国档案馆。尽管档案资料数字化的国家有先有后,也不是所有档案资料都实现了数字化,但总体上说,现阶段在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史料本身已经不是大问题。但是,与史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首先,要重视世界史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中国世界史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原本没有基础;加之多年来专注研究,尤其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专业培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古代语言、手稿学和史料学等基本训练严重缺位。不过,世界史学界并非没有意识到这方面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少改进的努力。1984年,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东北师范大学成立古典文明研究所。古典所重视语言和专业训练,聘请外国专家任教,强调做基于原始文献的一手研究,为我国古典学和世界古代史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2000年,武汉大学开办世界史试验班,改革课程设置,强化外语教学,增加外国史专业课程,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教学;随后,北京大学设立“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开设“世界史双学位”班,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进行了专业化教学改革。在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中,已有相当一批在所研究国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国内读博的青年学者阅读原始史料如古代语言文献、手稿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他们即将挑起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梁。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充分认识世界史研究的难度,重视语言和专业技能训练。在笔者看来,世界史人才培养应该从“娃娃”抓起,大学本科就应该开设一些语言学、手稿学和史料学课程,供有志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生选修。

    其次,要处理好史料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史料与问题是辩证关系,一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史料缺乏不仅影响研究质量,还会使研究局限在有限的主题和范围,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另一方面,新问题有助于突破已有研究的窠臼,促使研究者去发掘新史料,或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解释。从欧洲史学发展来看,新问题对新史料的开发和利用影响很大。欧洲传统史学关注伟大人物,重视政治制度,是典型的政治史;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历史家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史研究。为了从发生学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病灶,英国著名史学家R. H.托尼于1912年出版《16世纪的土地问题》,在该书中,他使用了118个庄园的土地清丈册和租金收入记录。事实上,托尼是最早系统利用庄园档案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从对人和人事的研究,转向长时段环境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大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和史料的种类,除了有关人口、气候、疫病、饥荒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外,田地名称、居民点地图、航拍照片等也被纳入史料的范畴。近年来,物质文化更是被广泛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关心的问题不同,在史料相对充分的今天,我们应该向前辈学者学习,多做一些具有中国特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最后,注重史料和实证研究。史学研究是一种实践活动,需要理论的指导,但理论不能代替具体研究。过去,由于史料严重缺乏,中国世界史研究讨论理论问题的比较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二手资料比一手资料引进来更快,西方史学的理论化风气率先登录中国。20世纪60、70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几乎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试用过,最初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是人类学,最后是文学批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范式有助于开阔视野,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并产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频繁的史学转向和越来越理论化的倾向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已经开始反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频繁关注理论和方法的范式转向,而缺乏更多扎扎实实的具体研究方面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中国史学界学习,他们不仅受过德国兰克史学等国外理论方法的影响,也保留了中国古代史学朴学等优良传统。

    总之,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困扰中国世界史研究多年的史料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阅读原始史料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如何抓住史料条件改善的机遇,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同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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