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增长的关键决定作用，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增强消费这个“第一马车”动能的长效机制，形成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政策和活动双轮驱动的促进消费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要求，切实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是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需要。从三大需求来分析，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都是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而拉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第一马车”无疑是消费需求。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2023年，美德日英等主要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消费率）都超过70%，美国和英国更是超过80%。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11到2023年，消费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越来越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消费率平均超过53%，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但我国的消费率与现代化发达国家相差10多个甚至20多个百分点，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不够有力，消费潜力、活力和动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激发和发挥，消费需求驱动中国经济现代化仍有相当潜力空间。

进一步扩大消费，在应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更显紧迫和必要。面对经济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内的回潮迹象，面对供应链区域化加强的态势，面对少数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不确定因素，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增长的关键决定作用，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增强消费这个“第一马车”动能的长效机制，形成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政策和活动双轮驱动的促进消费发展格局。

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一，“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大力完善提升社会保障居民消费能力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问题，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一些地区、行业领域的人口消费信心不足，居民的储蓄意愿增强，而不敢消费的情形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随着我国老龄化、少子化程度的加快，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加大，人们养老的储蓄性倾向加强。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为2.17亿，占比为15.4%，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当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总人口较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居民储蓄倾向明显上升，2024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总额再增1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27万亿元，截至6月末，住户存款余额为147.15万亿元，上半年人均存款约为10.44万元。城市和农村未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的医保、社保等问题，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也值得关注。

为此，可以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按照《决定》提出的“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努力化解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住房等领域供需突出的问题，强化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居民个人“敢消费”。像德国、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达到20%左右，而我国大致占15%左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要大力深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强化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必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大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保障投入水平，切实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和未就业年轻人的社保和医保等制度，全面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要切实完善提高各类人群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针对少子化问题，要大力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切实减轻家庭育幼、教育负担。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要加大政府公共助老、养老投入，加大住宅、楼宇等适老化改造，鼓励社会助老、养老事业发展。这些任务措施的落实将有力促进城乡居民提升消费倾向。比如，安心养老，就可能促使人们放心消费、大胆消费。

以优化供给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第二，优化丰富消费供给，完善以强大的新供给激活引领满足创造消费新需求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就指出，“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

一要提升丰富供给能力，必须深化改革，“减少限制性措施”，强化优化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监管制度供给。比如，对于一些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等，目前还存在一些与国际高标准规则不相符合的备案、审批环节，有些时间、制度成本还比较高，增加了供给创新预期的不稳定性。夜间经济、露台经济等的发展必须提升精细化管理和服务保障水平。住房、汽车等消费在一些城市也存在一些限制性政策，尤其是汽车在道路行驶、停车地点选择等方面在大城市普遍存在不便利、不甚科学的规定。

二是要大力鼓励和保护创新，“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提高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鼓励企业家开设各类首店，首展、首秀、首推各类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时尚消费潮流。

三是要“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大力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近十年来，我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增长明显快于同期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今年一些城市的演唱会、展览会等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要大力拓展会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的消费场景，举办多种服务业态相互赋能的节庆活动。

以增加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第三，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长效机制。影响消费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疑是收入。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促进鼓励扩大城乡居民就业，稳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就业。

二是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分城乡看，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6.1%，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60.8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6%，平均消费倾向81.5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和平均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村居民增收能更好地促消费。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序鼓励房屋、农村土地使用权等财产出租、入股。

三是强化对资本市场、平台经济等的监管，推动居民相关投资和就业及收入平稳增长。比如，推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按股东权益分红，加强对平台有关费率的调控引导，确保快递人员、中小微企业主的收入合理增长。

优化消费环境增强居民获得感

第四，“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优化净化消费环境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创新消费市场的制度供给，支持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采取开放包容审慎监管模式。要以开放促改革，坚决提高市场监管标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完善商品和商业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支持制定符合国际惯例、体现最高水平的商品服务标准，推动有条件的尽量与国际高标准同线同标同质。要让国内市场标准与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无缝对接，真正有利于我国商品和服务在面向全球的竞争中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调动地方加大消费市场建设投入，促进信用消费，打造近悦远来的消费市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消费税征收环节很可能从生产地征收变为消费地征收，有利于推动各地更加重视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个别地方消费市场鱼龙混杂，不讲信用现象不仅使消费者权利备受侵害，也消减了消费者对我国消费市场的信任，损害了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要下大力气，改善优化市场信用环境，探索以商务信用为核心的现代流通治理模式，让诚信成为成功者的通行证，失信成为失败者的墓志铭。要下大力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三是要“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完善吸引境外人员在中国消费的长效机制。比如借鉴一些国家的消费中心城市如伦敦、东京、纽约、巴黎等城市的经验，这些城市把吸引中国消费者作为城市繁荣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巴黎、东京、伦敦、纽约等一些城市的知名品牌专卖店和部分商场，配备中文导购已经成为标准配置，法兰克福、东京、首尔等一些店铺商品的下方还贴有中文标识，欧洲的许多商场、专卖店都安装了银联卡支付刷卡系统，退税等也有懂中文的负责。上海等大都市应进一步加大外卡支付刷卡系统的铺设，提高外卡使用的便利度。应积极为境外人士在国内就医、生活对接境外保险机构或参保国内保险提供通道，鼓励国内医院为境外人士就医提供适当的便利，努力为境外人士在国内旅游、参加展会、演出等提供国际通行的管理规范。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的要求，促进放心消费、安心消费、舒心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发展。

（作者为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