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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24/9/22 9:34:01    点击量: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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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全面深化改革所要构建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不仅在论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提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改革思路并按照这一思路系统部署全面改革,而且在论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了“七个聚焦”的改革要求并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首要内容。

     

    对照发展目标看问题域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它们构成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域,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并加以破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一概念肇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里隐含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思,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由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位于“决定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时明确提出来的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并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时间表。相对来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更加系统完备和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并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为重要特征,具体来说,既体现为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生产要素上的平等使用、市场竞争上的公平参与、法律保护上的同等享受等,又体现为市场在基础制度方面的规则统一、监管方面的公平统一、设施方面的高标准联通乃至产权的有效激励、价格的反应灵敏、企业的优胜劣汰等,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更优化和效益更大化。

    对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上述目标和要求,就当下而言,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市场体系仍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发育还不充分”主要表现在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障碍、要素价格传导不畅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监管不力没有根本扭转以及存在“越位”即管了不该管的和“缺位”即该管的没管或者没管好的现象等。显然,这些问题之间相互内在关联并存在逻辑联系,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域。从市场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和活跃度不够,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没有很好实现,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有待进一步提升;从政府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市场失灵经常出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效果有待进一步彰显。可以说,这些问题不仅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掣肘因素,不符合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宏观调控的高效能、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备性等要求,而且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利于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特别是难以形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经济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但其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有赖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其中尤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以公平竞争制度为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进行的扬弃,很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保护产权及产权制度建设、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及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进展,体现了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要求。46年的改革开放,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再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及至到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循序渐进地按照既定的目标稳步向前推进,特别是在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公平竞争制度建设方面既体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要求,又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要求,从而宣告了某些西方人士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的预言破产。

    当下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就是要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代表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特别是通过深化改革在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公平竞争制度建设方面有新的进展和新的突破,依法保护各类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以及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更加公平透明有序的竞争环境,本质上就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决定》所强调的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本质上就是体现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既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又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特别是有关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改革,对于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将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所强调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上就是优化公平竞争环境,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激发、市场主体信心恢复等;所强调的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本质上就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权制度以保护各种所有制经营主体财产权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以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和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以提高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等。可以说,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本身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环境。

     

    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历史的关键话题,西方经典的经济理论诸如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交替轮番上场,就是有关这一话题的论争及其政策主张的实践表现,主张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及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都成为经济学的潮流并成为政府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并不排斥政府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更是集中体现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上,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史看,在最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就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时就明确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明确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两点论、重点论,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耦合共生、相互赋能的格局,实质上就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历史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产生负面传导的效应,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市场体系不够健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价格信号相对扭曲等,往往与政府调控作用发挥不够、宏观治理能力不足、政府部门缺乏权威、工作人员效率低下等密切相关,甚至后者就是前者的原因,前者就是后者的结果。

    为此,《决定》不仅在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方面推出的改革举措系统全面,而且在强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方面推出的改革举措精准到位,包括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改革、围绕支持全面创新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改革、围绕宏观经济治理特别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改革、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改革、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改革,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优化政府职能、强化政策供给、提升治理效能。显然,这一系列重点领域的深化改革,对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可持续发展等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看,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关键和重点在于:一是增强前瞻性和有效性。通过深化改革,提前谋划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的机制,不断形成政策合力,提高政策实施效果。二是提高法定性和精准性。不断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主要承担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应精准定位各项职能并全面正确履行各项职能,既不过度干预市场运行,也不放任市场无序发展。三是提升组织性和协同性。通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以及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能力水平,同时还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协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共治的现代市场经济治理的新格局。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 来源:《文汇报》(2024年09月22日  第 06 版)    编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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