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相互映照。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在历史上书写了一段段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

强有力的纽带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感慨，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新航路的开辟等，“使我们爱上了中国艺术、漆器和瓷器”。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始终是连接中国与法国、中国与欧洲强有力的纽带。

根据法国吕布卢克纪念协会官网和哲学家培根的《大著作》记载，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曾多次派人东行联络蒙古帝国。1253年间到达东方的法国人纪尧姆·吕布卢克，不排除到过中国的可能。但可以确认的是，他通过游记和口头讲述，早于马可·波罗向法国人、欧洲人介绍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

研究显示，忽必烈曾于1289年派人通使罗马，并带去给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的一封信。在整个元朝统治期间，教廷还不断派出包括法国人在内的神父来华传教甚至担任大主教，其中最为知名的是金尼阁。他于1611年、1620年两次来华，带来了大量神学、哲学和科学书籍，并将部分翻译为中文。金尼阁还编纂了第一部汉法字典，成为后来著名的《利氏汉法辞典》的源头之一。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社会的产物。文明的交流离不开语言，并会在语言上留下痕迹。法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看似不相干、实际机理也迥异的两门语言，从形态语义学角度来看却存在不少音、义相似的字词。

例如，法语的“très drôle”和汉语的“太逗了”，法语的“peur”和汉语的“怕”，法语的“fou”和汉语的“疯”，法语的“faim”和汉语的“饭”（前者表示“饿”，与后者含义殊途同归），以及法语的“de”和汉语的“的”，法语的冠词“la”和汉语的“那”，法语的“amour”（名词）、“aimer”（动词）和汉语的“爱慕”。

另外一些字词则是经过溯源的、“明目张胆”的同音借词。例如，法语“thé”（闽南话发音的“茶”），汉语“香槟”（法语“Champagne”）、“蒙太奇”（法语“montage”）、“罗曼蒂克”（法语“romantique”）等。这些字词的同源性，更加印证了两国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末，中法交流逐渐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潮。法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赫德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出版），全面介绍中国地理、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是欧洲人研究中国所参考的最早、最经典的涉华知识手册。

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归因于此前较长历史时期的交流成果积累，彼时两国从宫廷到民间的相互仰慕和交流意愿日益强烈，继而在科学、哲学、艺术等领域蓬勃开展。两国君主虽未谋面，却上演了一场场跨越重洋的精彩对话。

在科技领域，1688年，路易十四派出6名其钦命的“国王数学家”来华；不久，又派出第二批数学家，并携带其给康熙皇帝的亲笔信。白晋和张诚是法国来华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向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医药学等西方科学知识，并与其他人精心绘制《皇舆全览图》（一说为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礼品），帮助中国创设科学院、观象台。张诚曾任法国会馆负责人，随康熙皇帝征讨西北叛乱，并参加了对俄谈判翻译等工作。

后来，乾隆皇帝也延续了对法国、对欧洲的浓厚兴趣。他向法国人蒋友仁学习天文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了解各国概况和世界情势，并将法制器具用作房间摆设，还试图通过法国汉学家钱德明联系路易十六，但因法国大革命未能实现。

今年上半年，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联合主办“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览，聚焦17世纪、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出大量法方赠送的科学仪器，如赤道公晷仪、半圆仪、测角器、钟表以及清廷仿制的手摇计算器、中法合制的比例尺、圆规等测量工具。

在哲学方面，白晋向欧洲介绍《诗经》《易经》等，蒋友仁用拉丁文翻译《书经》《孟子》等。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中国领导人赠送《论语导读》（1688年法文版原著）。事实上，除《论语》之外，该书还包含《大学》《中庸》的内容，作者是弗朗索瓦·贝尼耶。

在欧洲许多学者眼中，孔子是比肩苏格拉底的东方先哲。《论语导读》极大推动了欧洲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成为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的先声。正如马克龙总统所评价的，“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

前文述及的《中华帝国全志》，还包含法国汉学家马若瑟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后来，对中国哲学、文化同样抱有浓厚兴趣的伏尔泰将其改编为戏剧《中国孤儿》，公演后轰动一时。

在艺术领域，中国瓷器艺术一直影响欧洲，法国珐琅技术反过来亦影响景德镇等中国官窑。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更是在中国画样，后送至法国制作。路易十五时，凡尔赛宫开始使用景德镇定制瓷器作为王室餐具。

乾隆皇帝扩建圆明园时，在蒋友仁等人协助下，大水法、海晏堂照搬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式风格，还建有巴洛克式门廊。法国王室也不甘落后，时不时在建筑和装饰中秀一下自己的中国艺术细胞。比如，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将私人房间布置成“中国厅”，并亲自参与室内装饰画《南京的集市》创作。

相互尊重欣赏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法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法国还发生了大革命，封建王朝倾覆。在资本贪婪本性驱动下，西方列强对外进行殖民主义扩张。

但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中法人文交流依然存在积极的一面。著名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新式学堂和军队等，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现代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物质条件。其中，就包括习近平主席特意提及的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由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创办，合作方和学堂所聘用的教习、技师等以法国人为主，用法语和英语授课，培养了一大批船舶工程与航海技术人才。1875年，船政学堂的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人被选派赴法留学，成为中国首批赴欧官派留学生。

这一时期，中法之间的民间来往也在发展。1872年，法国方面在上海徐家汇建立观象台，后在佘山建立天文台，首任台长是能恩斯。作为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它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科学在华的传播。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国的影响力持续提高，汉学继续发展，《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典籍陆续得到翻译和传播。著名的汉学家有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雷慕沙，其学生、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莲是《赵氏孤儿》重译者，鲍迪耶则创作《中国图识》。

除了法兰西学院相关讲席之外，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于1795年在巴黎成立，后发展为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843年，儒莲的学生安托万·巴赞成为专科学校的首位汉语与汉学教授。1868年，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成立，后来成为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的研究中心。1900年在越南成立、二战后迁往巴黎的法国远东学院，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汉学研究。

这一时期，中医也在法国有了进一步传播。里昂的柏辽兹是法国第一位针灸医生，乔治·苏利耶·德莫朗于1935年出版《正宗中国针灸精要》一书。

在法国学界、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中国风”依旧流行。大文豪雨果一直关注、尊重和欣赏中国文化。他了解自己的中文译名，还创作过诗歌《中国花瓶》和包含许多中国元素的几组画作。今年5月，马克龙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1856年版雨果所著《沉思集》，充分体现了中法两国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历史传统。

在中国，由于林纾等人的贡献，法国文学名著越来越多地为公众所阅读和熟悉。1899年，林纾、王寿昌合译的小仲马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林纾还与人合作翻译雨果的《孤星泪》、布吕诺《爱国二童子传》等法国小说。

在近代中法交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该运动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是国人长期欲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科技和进步思想以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潮流积发而成的结果，于1919年至1920年间形成高潮。据统计，法方共有30所学校、60多家工厂接纳中国学生。其中，里昂中法大学先后接纳了473名中国学生（包括52名女性）。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蔡和森等革命家都是这支留学大军中的一员。

“中法作为两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相遇都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方向。”从中法人文交流历史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东西方文明“双向奔赴”的重要价值。它既是世界多极化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稳定剂。只要本着和平相处、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对话、交流与合作，就能加深了解与理解、共享发展经验与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上海大学法语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