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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力之:以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托起新时代文化自信
    2024/6/4 8:55:30    点击量: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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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还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大格局大气象

    日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树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旗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可以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理论界去深入研究、大力阐释的重要课题。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所谓“未曾中断”就是指不间断延续。把这个命题放大到世界,置于文化理念、规章制度和器物工具三个层面来看,显然后两个层面的东西很难说“未曾中断”。

    千万年的文明史上,多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生活方式本身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人类社会的制度规章也发生了惊天巨变,留下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充满睿智的哲学思想,渗透人心的审美对象化形式,对人的生命意义寄托。当然,还有以一定群体的日常经验为核心的初级性、综合性的风俗习惯等。

    想想今天,尽管人们在华北看到的长城已经是明长城了,但其构型是来自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在这个物态化的文化遗址上,闪动于历史夜空中的是中华民族和谐共生的理念。

    1899年夏,清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为了治病买到一味叫“龙骨”的药。在翻拣的过程中,他发现“龙骨”上有着似篆非篆的清晰刻画。凭着其雄厚的金石学功底,王懿荣意识到这一道道刻画绝非寻常,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就这样浮出水面。不要说殷商早已消失,就是清王朝也走到了尽头,甲骨文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殷人创造的文字绵延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以文化的物态化形式告诉世人,文化的延续性是中国人的自信之所在。

    文化延续的过程揭示了一个个体的社会化形成,从家庭开始进行人生经验的口口相传,然后在特定群体的流传,进而形成家国情怀,形成民族精神。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爱国主义、大一统观念等,都是这样形成的。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国统一体的延续时间要远远长于分裂时间,文化自信更有存在之理由。

     

    秉持开放包容

    文化体、文明圈发生于一定规模的人群中,由小而大,由多数而少数。在最原始状态下,不同文明难以接触,无所谓文明间关系。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空间关系即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

    汤因比着眼于6000年世界史,概括出19个主要文明;亨廷顿在20世纪末对当代世界文明的概括便少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顿的6个文明圈当然已经是一个非常少量的概念了,但汤因比的19个文明圈也不算是一个多的概念。在文明史上,超量概念的文明圈存在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文化体、文明圈的由小而大、由多数而少数的趋势说明,文化圈的空间关系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如果不是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文化体的空间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国家依托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在资本逻辑的内在支配下向全球扩展。这个扩展的过程,带来了更为普遍的文化主体空间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各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都不可能继续处于锁闭状态,而是进入互相影响的时代。客观地说,由于欧洲工业化国家率先占领了技术高地,于是它们的模式就自然成为别的国家的学习榜样。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世界文学”已经形成时,客观上就是指不同文明之间进入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状态,一种通行于全球的文化模式得以形成。

    布罗代尔在论及印度文明的顽强性时注意到,由于英国人的到来,“现代生活代表的是在几乎所有方面与宗教传统决裂”。比如说,它把城市公共管道供水视为纯洁的而不是受到污染的,尽管它流经如此多的“不洁”地区。或者,尽管传统上禁止食鱼,但吃医生开的鱼肝油;同意各等级之间互相通婚,或登报宣布结婚,附带声明“种姓无关紧要”;或把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人聚集在靠近某一新建工厂的同一座建筑里,不管不顾他们住在一起时打破了等级间的禁忌……这就是开放包容的规律性表现。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巨变,也受到了文化交流互鉴的深刻影响。在19世纪之前,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关系主要存在于民族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样繁盛的中华文化。以有清一代为例,顺治帝开始连汉文奏折都很难看懂;后来,“乾隆帝甚耽汉人之文化,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为陆放翁所不及。又好鉴别书画,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甚爱惜之,命画苑之供奉画其像于书上”。这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对内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

    但在与世界相遇时,清朝统治者走入了因循守旧、保守僵化的陷阱。即使鸦片战争战败了,对外文化政策依然是封闭的,甚至试图将欧洲文化抵御于国门之外。国门一旦打开,新鲜的空气便进来了,统治者不开放,民间自行放开。从19世纪后期以来,开放包容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文化空间关系大趋势,并在新文化运动之际形成高潮。

    研究表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严复译欧洲名著八种(《天演论》《原富》等)为标志,欧洲学术思想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第一精神食粮”。1900年至1911年,中国共译介西方书籍不少于1599种,占晚清百年译书总数的69.8%。其中,仅从1900年到1904年,译书总数就超过以往90年间的数量,最终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包容开放高潮。

    近代中国因吸收外域文明精华而不断提升民族的、国民的现代化觉悟。没有对外的开放包容,科学民主思想就进不来,马克思主义也就进不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于上海就是开放包容之结果,停留于闭关锁国便不会发生这种提升与质变。

    “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是开放包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气派。鲁迅说得好:“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今天之中国,可以说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比起古代王朝,魄力雄大不知多少倍,国家和人民更加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实力与底气。由此,对待外来事物,更应“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对开放包容的认知是一回事,最终还得落实到文化政策上。在所谓“脱钩断链”乃至“搞小圈子”的冲击下,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还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大格局大气象。

    在开放包容这一点上,上海更应敢为人先、走在前列,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作用。近代上海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是文化海纳百川之结果。新形势下,要在世界各种文化交流激荡的大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做到昂扬不张扬、自信不自满。同时,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坚持守正创新

    时间乃空间之延续,时间即历史。任何文化,一旦形成发生,便有了自己的时间关系,就要面对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之关系的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的时间越久远,便越能证明自身的生命力之强盛。时间和空间是不能切割的。当不同的文化发生空间关系时,时间上的延续性理由就会发生改变。

    以文学史而论,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认为,文章必以秦汉为法则,诗歌必以盛唐为法则,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从而导致厚古薄今之风盛行。后来,袁宏道出来反击:“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代有升降即指时间前后相随,法不相沿强调不能总是在前人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勇于创新。正如哲学家、文化学家朱谦之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的话:文化生活在永远创新、永远变化的过程中;文化本身就是变和动的表现,这个变化就是进化。

    我们要有信心,当文化自信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进入民族深处时,便已经证明了文化传统是不可能完全割断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固然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但他后来也承认百分之百的西化是不可能的。中华文化有一种延续性在内,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也是存在的。按照这个逻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如此,文化传统的继承就是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区别在于自觉还是不自觉。

    守正创新之符合文化的时间关系规律在于,应该以“守”示继承、以“正”示价值取向。只守而不提出“正”的要求,可能的后果就是滑向无原则的文化保守主义。清末民初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主张坚守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无关正邪”。从一夫多妻制到缠足陋习、八股文、太监、贞节牌坊、廷杖夹棍都被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宝贝”,这样的继承只能使中国重回保守落后。

    因此,不能以“守正”的名义去行全盘继承、复古主义之实。守正是创新的前提条件,防止创新失去方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应该说,这一系列界定使得“守正”有了明确的界线,防止了无原则的复古主义发生与蔓延。

    守正是文化延续性的必要措施,创新方能保证文化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理论上讲,中国文化并不缺乏对文化创新的认识。《周易》中就有过“与时偕行”的思想,《礼记》中亦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圣人“不法其故”“不循其礼”以及“三代不同礼”等思想。

    新文化运动之始,就起于对创新的呼唤。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风暴在上海和北京两处文化高地刮起来。其显性状态就是对外来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的赞誉和吸收。作为事实,这一页历史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把握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那一代人,真的就是只靠学习外来文化而除旧布新吗?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的新学而没有中国文化传统吗?倘如此,辩证法之内因外因关系如何谈起?

    文化对个体来说是出生即面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灵魂深处当然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毛泽东同志就曾自称:“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新文化的发起者、拥护者,其思想深处也自然对“君子自强不息”“君子厚德载物”是熟悉的。当他们确认问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礼教之压制时,就主动从西方思想中借来了科学民主,借来了发展、进化乃至革命的思想。这显示了外因的强大推动力,也进一步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创新的思想。

    于是,我们看到,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刊词中,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鲜活泼的文字鼓吹新文化新思想,并向青年提出: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充满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创新性反省。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只有积极主动地识变、应变、求变,才能避免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 来源:《解放日报》(2024年06月04日  第 09 版)    编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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