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该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梳理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追问它们是如何发生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发生过什么影响？近代欧化白话的语言主要特点是什么？它是在何种目的之下在《圣经》的翻译行动中诞生的？近代欧化白话的产生对中国的语言转型和社会文化转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便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我们的文学史一直认为：新文学是五四时期方才诞生的，现代汉语也是五四时期问世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五四新文学新就新在运用现代汉语。它是五四一代作家运用现代汉语创作的新型文学作品，正是这样一批新文学作品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地位。按照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说法，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学，走的是言文分离的道路，五四白话文运动，才确立了“言文一致”的状态。这几乎已经是常识了。这种说法是五四新文学家胡适等人提出，后来被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认同，现在为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教材所使用的叙述。
    但是，这种文学史汉语史叙述有一个重要的疏忽，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在任何社会，一种书面语言的转换都需要整个社会的响应与支持，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语言是整个社会交流的工具，它不大可能只由少数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支配决定。尤其是书面语言。如果按照五四新文学家对历史的叙述，五四新文学靠着这么几个作家振臂一呼，办了这么一点杂志，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能够转变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一个几亿人口民族共同体的书面语言，把原来的书面语言文言变成了白话，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语言史上的奇迹，值得人们去进一步深究，从而得出世界语言学上的新结论，改变现在语言学对语言转换的认识。如果不是，那就很可能只是一个编织出来的神话。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发生和起源。
    本书运用大量历史资料，说明和运用了彼得 伯克的语言文化学理论，用语言场域来解释语言的转换与社会结构转换的关系。
    本书的意义在于它颠覆了胡适等人建立的神话，本书运用大量的材料证明：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欧化白话文早在明末清初已经问世，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文学方面，它在西方传教士的创作与翻译中，得到全面发展，并且日趋成熟。现代汉语和新文学形态的文学，在五四前西方传教士的手中就已出现，它们与五四文学革命一起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本书得出的许多结论都是已有的文学史上未曾论述过的，被以往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从而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揭示了中国书面语言与文学的转型真实状况。
    本书分为绪论、第一章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历史渊源，第二章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发生，第三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汉语语言变化，第四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汉语文学变革，第五章影响，然后是结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展示了近代文学转型中以往被历史叙述遮蔽的一面。
    本书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发展到《红楼梦》，已经很发达了，构成了完备的古白话系统；但是《红楼梦》不是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至今语言学界还没有做出详细的分析。在我看来，其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欧化”上，《红楼梦》的白话还没有受到“欧化”的影响，而现代汉语则是自觉的寻求“欧化”的影响。新文学的语言之所以在语法、风格、文学形式等方面和传统白话存在重要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出于对传统汉语表达能力的不满足，而希望借用印欧语系语言严密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精密的逻辑思想和复杂的思维过程。而这一点，恰恰是古白话所无力承担的。傅斯年就此说得很清楚，他要求试图学习写作白话文的作者“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ligre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以此来打破古白话本身的程式，用强制性的欧化来改造汉语。虽然西方传教士在学习官话的时候尽量模仿传统的白话，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欧化。鲁迅对此有精辟的解释：“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
    本书确定了“欧化”概念：什么叫做“欧化”？按照前人张星烺的说法：“中国与欧洲文化有形上与无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至政治组织，下至社会风俗，饮食起居，各自其数千年之历史辗转推演，而成今日之状态。”“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冻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兹不论其高下，与夫结果之善恶，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②具体到语言上，“欧化”就是指汉语受到欧洲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的影响，改变了汉语原有的表现形态。
    “欧化”涉及到语言、语言场域、文学等方面的内容，大致将包括以下的若干方面：
    一、外国语法进入白话文本。这一时期的欧化语法特色主要表现为：（1）在传统语言习惯中可省略的主语被大量补足；（2）描写句、判断句中的系动词使用频率增加；（3）长修饰语与长句的频繁出现；（4）被动句的进一步发展；（5）记号的欧化和联结成分的增加。这些欧化语法特点，其共同作用是使句子结构更加完整、逻辑性更强。
    二、外国词汇进入白话文本。大量新兴词汇被运用，这个领域是目前研究的最多的领域，海内外已有一批研究著作。
    三、外国语言习惯进入白话文本。
    四、外国表达方式，进入白话文本。
    五、外国叙述视角、外国叙述技巧进入白话文本。
    六、外国诗歌韵律、形式、意象、表现手法进入白话文本。
    七、外国文学体裁形式进入白话文本，改造了中国的文学体裁。
    八、复音词取代单音词，成为句子的主要叙述单元，音节、节奏发生了类似西方语言的变化。
    九、用罗马字母拼音方式或其他字母拼音方式读音进入汉语字词的认知，试图用字母取代中国传统的文字。
    十、标点符号等西方语句表达符号进入中国语言的语句表达，文章采取分段的方式叙述。
    十一、外国的时间观念、空间意识进入白话文本，如袁寒云所说的纪年，公元的时间观念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世界意识改变了天下意识，是新的空间意识改变了传统的空间意识。
    十二、其它：如外国的横排的由左往右的文字排列，代替了原来中国传统由于毛笔书写造成的直排的由右往左的文字排列。又如：外国语音进入白话文本，如“德律风”等等直接从外语语音直译的词，一直到现在还有：如“杯葛”等等。还有外国语言文字直接进入白话文本，如用外语字母作为地名人名等等，这在五四新文学作品中很多。
    “欧化”“白话文”研究的就是近代时期出现了一种白话文，它们受到“欧化”影响，从传统的白话文发生新的变异，形成一种类似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的新型白话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书面语言的变革。
    本书梳理了欧化白话文的历史：根据本书的研究，由于传教的需要，欧化白话文在明末清初时已经出现，只是它们还是个别的现象，还没有全面铺开。到嘉庆年间新教来华传教开始，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媒介，面对的读者对象，机器制作文本和文学的写作方针等诸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同。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材料证明：大量翻译文本引进了西方的语汇、语法、和建立了汉语拼音。西方传教士改写了中国古代白话，从这些改写中可以看到语言的变异。传教士的翻译，更是显示了语言的欧化出现，出现了新的说话腔调。传教士的翻译也改变了中国古代的诗歌形态，他们是中文自由体诗最早的作者。他们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散文形态，他们用英文构思的散文直接由助手变为白话散文。他们创作和翻译了中文最早的对话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确立了最早的新文学形态的小说。最早的新剧是由他们排演的，他们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
    本书运用彼得伯克的语言场域理论，指出不同的语言形式有着不同的语言社会场域，文言文作为主要的书面语言，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对于统治社会与文化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符合士大夫的社会身份和统治需要，也适合他们的知识结构。在这样的社会里，尽管白话文易学易懂，管理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仍然没有必要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作为社会的主要书面语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易学易懂”并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典雅”才更加具有价值。只要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白话文便很难取代文言文成为汉语的主要书面语言。中国近现代的情况便不同了，凭借强大西方文化的西方殖民主义冲击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的格局，亡国的危机逼迫中国不得不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建立“民族国家”。要改变传统的古代国家，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就必须改变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格局，普及教育；就必须学习科学知识，学习外语，培养适合新时代的“新国民”。这也是清朝统治者“废除科举”的原因。这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士大夫阶层趋于消解，典雅的文言文不再符合建立民族国家，普及教育，教育国民的需要，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再像古代士大夫那样“十年寒窗”，花十年的学习时间，仅仅只学一样文言文；他们需要把更多的受教育时间，投入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新型课程的学习之中，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时的社会就需要一种易学易懂的汉语书面语言，来取代文言文，中国近现代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其实就是中国社会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建立与古代国家不同的“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社会需要。这也是它在近代一直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它并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不是因为“白话文是活文学，文言文是死文学”，文学自身自然淘汰的结果；而是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社会需要带来的结果。在书面语言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白话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文体上，都有一些缺陷，白话文的欧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它帮助白话文精细化，文法化，逻辑化。它也在文学体裁上促进了文学对人的性格心理，对人的意识情绪等多方面的情感表达和深入发掘，扩展了文学理解人和表现人的能力。这也是欧化白话文的实力所在，它能够战胜古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汉语的主要书面语言，而且一直统治到现在的原因就在这里。
    西方传教士在文学观念（如文学改造社会的设想，“文学救国论”的产生等等）、文学内容（如《天路历程》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追求等等）、文学功能（如提出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以之作为蓝本改造社会；劝人信教，用文学改变人的思想等等）、文学形式（如汉语诗歌韵律的改变、小说形式的改变等等）、文学语言（如语言的表述出现“欧化”，受到外语表述的影响，讲究“文法”和逻辑等等）、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文学不再是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改造现实等等）；以及生产传播方式（以机器复制文学文本，资本主义商业传播等等）、读者对象（以“工作者”为读者对象等等）、教育培训（以普通老百姓、所有国民为教育培训的对象，为他们着想，如汉字拼音化等等）等诸方面都曾对中国语言文学的近代变革产生影响，他们所提出的设想和具体的语言文学实践，后来大部分都汇成中国语言文学“现代化”的潮流，成为中国语言文学近代变革的主流，成为“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最重要的标志。它的力量远远超出了目前学术界对它的估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首先在外语和外国文学的启发下，产生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构想；因此我赞同周作人的说法，把他们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先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06年一般项目“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成果简介，项目负责人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