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中国工商管理学的主流范式、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大多源自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管理理论。这一“知识借入”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解释力和引领力。构建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不在于对既有管理理论的修补和“本土化包装”，而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真正实现从知识引进到知识创造、从经验概括到理论建构、从学术跟随到主体表达的跨越。

一是服务时代，在时代变局中重塑问题意识。

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根本上来自对时代核心问题的捕捉与回应能力。当前，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交织演进，正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组织的边界、资源配置的逻辑和竞争优势的来源。

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崛起使企业与市场的传统二元结构趋于模糊，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改写组织决策的权责边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重构要求企业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工商管理学面对的不再是相对稳定环境下单个企业内部的经营优化问题，而是技术变革、组织重构、产业升级与制度环境相互激荡下的复杂系统性命题。经典管理理论预设的产权清晰、边界稳定、竞争充分等情境，正遭受挑战乃至突破。

构建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首要任务是实现问题来源的根本转变——从引入和验证既有理论转向从中国企业、中国产业、中国市场的鲜活场域中自主发现问题、自主提炼概念、自主建构解释框架。其中，供应链重构中的韧性设计与战略自主、数字转型中的组织能力重塑与价值分配等命题的背后，都涉及现有理论难以充分覆盖的新机制和新逻辑，是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创造的真实入口。

从学科内部看，工商管理学长期以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方向分工，二级学科方向分别在组织战略与运营、价值衡量与治理、服务消费与场景创新、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等领域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基础。面向新阶段，这些方向都面临功能拓展和边界重构的现实压力。

比如，会计学的研究重心正从传统财务核算与合规报告延伸至数据资产确认、ESG信息治理与企业战略控制，核心命题从“如何衡量价值”转向“如何治理价值创造过程”；企业管理的核心关切正从稳定环境下的战略分析、组织设计转向复杂动态环境中的平台协同、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持续重构；旅游管理面对的研究场景则早已从传统服务运营延伸至消费升级、文商旅体展融合、数字场景创新，城市服务体验和在地文化价值的激活构成新的理论生长点；技术经济及管理愈加深入地介入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项目治理与产业链协同升级，成为工商管理学与科技创新战略最直接的知识接口。

可以说，服务时代要求工商管理学完成一次问题体系的自我更新，不再满足于解释既有管理现象，而是真正进入中国企业转型、产业演进和组织变革的现实场域，在时代变局中锻造自主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自主知识体系持续生长的现实根基。

二是服务科技，在交叉融合中拓展知识边界。

科技创新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的突破，还是组织方式、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的系统性重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转化，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创新生态构建，从“四链融合”的政策设计到企业层面的创新治理落地，每一个环节都涉及深层次的管理机制问题。

在这一进程中，工商管理学并非辅助性角色，恰恰相反——如何组织大规模协同创新，如何设计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结构，如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创新资源的战略配置，正是工商管理学能够作出原创贡献的核心命题，也是其知识边界最具活力的生长地带。

真正意义上的交叉融合，不是在管理学课程体系中嵌入若干技术模块，不是把工程问题翻译成管理语言加以描述，而是在科技创新的真实场景中发现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现象，进而提炼新概念、建构新机制。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组织嵌入为例：当人工智能系统深度介入企业决策流程，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如何重构？组织权威的来源与边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类问题，既不能由技术科学单独回答，也无法由既有管理理论直接覆盖，需要在交叉地带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从学科方向看，技术经济及管理的核心使命正从评估技术项目的经济效益向研究创新组织的制度设计、演化机制深化；企业管理需要更系统地进入专精特新企业成长、链主企业的产业链协同治理以及技术范式转变条件下的战略重构等场景；会计学在科创企业估值、创新投入绩效测度和数据资源确认方面面临现有准则框架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旅游管理则可从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和平台运营切入，探索数字技术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的新治理逻辑。各方向有真正进入科技创新的现实场景，而非停留于外部观察，才能在交叉融合中实现知识边界的实质性拓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面对技术变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制度情境，单一的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日益显现局限性。系统工程与复杂网络方法的引入，为研究平台生态、产业链协同等复杂系统问题提供新的分析工具；智能制造与信息科学的交叉，为组织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的理论建模开辟新空间；神经科学与数据科学的融合，则将消费者决策的神经机制、管理者认知偏差与人机协作中的信任形成过程纳入可观测、可量化的分析框架，从根本上夯实管理学的微观行为基础。

将跨学科方法与传统管理研究范式有机整合，构建“智能+”背景下的工商管理学方法论体系，是新一轮学科前沿竞争的核心赛道之一。这一交叉融合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增量价值，也正催生既理解技术底层逻辑又具备战略判断和组织协调能力的新型复合型管理人才。知识范式的主动升级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步重构，是工商管理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完整路径。

三是服务中国，在实践中孕育新理论、新概念、新范式。

构建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归根到底要回答一个问题：原创贡献究竟从哪里生长出来？答案只能是：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企业成长逻辑、产业演进路径和组织治理实践中生长出来。中国经验不是既有理论的注脚，也不应成为等待套用西方框架加以解释的“案例库”，而是孕育新理论、新概念、新范式的原生土壤。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管理实践上积累了一批具有高度理论原创价值却尚未得到充分学术提炼的重要现象。其中有三类议题，因其鲜明的中国情境特征与方法论创新需求的高度契合，尤为值得重视。

第一，超大规模数字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机制。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为多元的数字消费群体。西方主流消费者行为理论建立在“理性选择”的个体预设之上，难以充分解释中国消费者在直播电商、社交裂变和沉浸式场景中的真实决策逻辑和消费行为机制。

第二，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变革推进与员工认知重构。近年来，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政策引领与市场驱动协同推进、覆盖广度与推进速度双重领先的鲜明特征。转型进程中，组织能力重塑、代际数字融合与层级协同创新等课题相互交织，构成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中国管理情境。现有组织变革理论，无论是强调阶段推进的变革管理框架，还是关注员工参与的变革领导力模型，大多形成于西方渐进式市场演化背景，对“系统性数字转型进程中员工认知重构的心理机制与行为响应路径”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

第三，平台生态治理与产业链协同的中国机制。中国头部平台企业的生态扩张逻辑、链主企业在产业链协同中的带动机制，既不同于美国平台的自由市场演化路径，也超越西方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边界。这一议题的复杂性在于：平台与产业链的交织演化涉及多层次、多主体的动态协调，传统的线性因果分析框架难以胜任。系统工程与复杂网络方法的引入，为刻画平台生态的涌现机制与产业链协同的韧性结构提供新的分析维度，为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治理模式开辟路径。

梳理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到从知识追随迈向知识创造、从经验概括走向理论建构、从学术跟随走向主体表达的关键路径：服务时代，解决的是问题来源的问题——从时代变局和中国实践中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命题；服务科技，解决的是知识边界的问题——通过理工人文交叉融合持续开辟新的理论生长空间；服务中国，解决的是理论主体性的问题——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概念与机制，以自己的问题框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三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有了真实的问题意识，才有拓展边界的方向；有了拓展边界的方法，才有建构理论的能力；有了理论建构的自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还必须经得起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与对话。中国管理学的目标，不只是解释中国、服务中国，持续提升自主知识供给能力，还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向世界贡献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范式。

（作者分别为东华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