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人：冯静武

工作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批准号：16CZX036

    一、项目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研究李光地的经学思想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陈来指出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将会成为未来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明清朱子学的重要性绝不低于宋末和元代的朱子学”。如果从对朱子学总结性的研究这个角度来看，李光地对朱子学的研究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研究李光地的经学思想，对理解和总结明末清初的朱子学乃至整个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李光地的经学思想是中国经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李光地经学思想有助于我们寻幽入微地探究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转变，为李光地思想研究的当代开展探索新的方法和路径。

李光地作为一代帝师和清初治世能臣，不仅在经学史上占居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清初的统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亟待我们挖掘其中的价值，对其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服务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

李光地的经学思想对韩国和日本等国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美、日、韩等国的学者近年来也纷纷开始关注李光地的思想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题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李光地非常重视经学，他认为“经者天下之公理”，“辨志莫先于离经”，“天下之道尽于《六经》”。李光地关于经学，最根本的观点是：“六经皆理”，“句句有实理有实事”，也就是他说注重从义理的角度去阐发经学，他还引入体用关系阐释经学，认为“圣人作经亦有体”。

   李光地的经学观主张对汉学和宋学兼采，他引入了道统和治统的概念，主张道统与治统兼顾，“道与治之统相复合”。李光地一方面回护了董仲舒、刘向、郑玄、韩愈的“道统”，另外一方面又提倡和主张现世的“治统”。在理学和经学之间，李光地也有所兼顾，既注重“四书之学”，也注重“六经”，最终李光地选择了以朱熹为宗。李光地所主张的道统与治统相复合，更多的是为了完成道、学、政的统一，尤其是为康熙的统治作论证。李光地认为康熙正是“道统”“治统”复合的代表，此种论调难免有对康熙阿谀奉承之嫌，但在客观上却对道统和治统，尤其是道统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李光地的内心深处可能也有这样传承道统的担当意识，这些表现在他对闽地经学的传承与发展，对家族祭礼等的传承和创新。

   李光地是伪《古文尚书》的支持者，他阐发了《尚书》里的十六字心传，认为其是“亘古不变之道”。李光地认为《诗经》也是讲义理的，其中最重要的“理”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他主张读《诗经》，需要“尽其大处”，同时也要知古韵，要知“上下搭连”。对于《春秋》，李光地认为其是最“难看”的书，《春秋》阐发的也是“天理之则”。李光地认为《春秋》为尊王所作，主张《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在《春秋》的传注上，李光弟反对胡安国的传，尊崇朱熹、折中杜预。李光地还注重阐释《春秋》的“大经大法”，尤其是注重“穷乎人事而临以天则”。李光地认为《易经》渊源实起于《图》、《书》，在解《易》时，主张汉宋兼备，提倡象数、义理兼采，认为“苟象数未能精通，则义理亦无根据”，同时李光地还注重用《易经》的道理来治世，注重其“经世致用”的一面。就“礼”而言，李光地注重从礼乐关系的角度阐发“礼”的义涵，指出“礼”主要讲的是“人伦之纪”，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李光地提出“世变风移，礼以义起”，实际上也是从义理的角度来阐释“礼学”，在面对“复古之难”与“变今之不易”的两难之时，李光地对“祭礼”进行了创新，巩固了他在家族祭祀中的核心地位。李光地还对《大学》和《中庸》进行了阐释，提倡“明德即性”和“求之于经文之中”的观点，认为“诚意”是《大学》之本，关于性、心、情、三者的关系，李光地提出“性”统“心”、“情”，关于“理欲之辨”，李光地提出了“公天下之欲不为恶”的命题。

李光地的经学以“性”为本展开，兼顾了汉学和宋学，注重经学的经世致用，他在“隐几工夫”与“挥戈事业”之间做出了合理的调适，注重实心、实理、实事。李光地的经学深受康熙理学的影响。对李光地精确的评价既不能一味的否定，也不能绝对的肯定，而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李光地的经学“所长在于理学经术”，其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李氏经学对其文学、西学、兵法、宗教、子学都有很大影响。李光地的经学也影响了他的政治学，他提出了“立国立民为邦本”和“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命题，对清初的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主要观点

   李光地经学思想最重要的观点是“六经皆理”、“经世致用”。李光地注重实学、实事、实理，强调知行合一。在这个意义上讲，李光地和王阳明似乎并无二致，而且似乎比王阳明走得更远。但无论如何，李光地始终是一个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意替李光地开脱，他在“折中”的时候，毫无疑问受到了君臣关系的影响。从意识形态来讲，李光地维护的是儒家传统的立场，从政治统治来讲，李光地是为了协助康熙来完成封建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从经学思想的时代性来去理解。无论如何，李光地对经学思想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李光地的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对李氏思想的笼统概括，该研究认为李光地的学术思想可以分为即萌蘖期、发展期、成熟期，也可以简称为“一宗多变”说，即以朱子为宗，有多次变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厘清了李光地经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关系：李光地早期“俱言王学”，受王阳明的影响颇深，在为学初期曾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之后李光地对王阳明心学有一个从“俱言王学”到“伯安失之大”的过程，李光地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从程度上讲，李光地“俱言王学”的王学立场并不是很彻底，但坚定“伯安失之大”时，则对王学批判得很彻底。李光地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有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在完成这两个转向的过程中，李光地几乎完全倒向了朱熹一派。

   李光地对推广《正蒙注》及张载的哲学思想也做出了一定贡献。李光地在注解其《正蒙》的过程中阐述了“太和之用，不离太虚之体”的宇宙观，“性者，理之总名耳”的性命观和“易即天道也”的易学观。李光地以谨慎谦卑的态度，在继承张载哲学的基础上，综合各家学说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折中而取之；他还融摄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以一个理学家和易学家的立场批判了佛教和道教“溺于空，沦于静”的思想；李光地的注解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李光地的经学思想充满了“二重性”（“折中”）。就易经来讲，李光地对象数和义理进行折中，就学统来讲，李光地折中了汉学和宋学；就学人来讲，李光地折中了朱熹和陆王；就君臣关系来讲，李光地在折中康熙的理学和个人经学的同时，也折中了“隐几工夫”与“挥戈事业”；就家族祭礼来讲，李光地折中了“宗庙之学”与“乡里之约”；就中西学传统来讲，李光地又折中了“西方历学”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但无论李光地是如何折中，他都表现出坚定的儒家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以把李光地称为一个传统儒家的卫道士。相较于学术界的“折中”一词，我们更多地愿意使用李光地的经学思想的“二重性”，来概括李光地经学思想的特征。

   对李光地的经学思想要做一公正客观的评价。在对李光地经学抱有足够的“同情之理解”之后，跳出李光地看李光地，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者说简单的肯定。也就是说不能受李光地经学的囿限，而是站在中国经学史的高度，既分析其经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也要指出其思想的局限，对其进行批判地超越。有关全祖望、章炳麟、梁启超、张舜徽等人对李光地学术思想的评价，应当重新审视。一方面我们反对因人废言，即因为“三案说”而全面否定李光地的经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对李光地的经学思想过度拔高。李氏的经学思想有一定的特色和贡献，对清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李光地家书、家训、家风的重要价值。我们今天研究李光地的经学思想，不仅是为理解和评价，而是利用其思想的精华如其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优秀家风、家训、家教等内容，更好地服务当代社会。李光地操履笃诚，器资端亮，深谙“修齐治平”之道。作为治世能臣，其善于经国理政；作为族中翘楚，其亦善于“齐家”、“治家”。为学上，李光地教子读书，注重家学传承。为人上，李光地重德修业，反对“惟利是视”，李光地反复给自己的家族成员讲“后世子孙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的道理，指出“德”对家族及家庭成员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官上，李光地主张济人利物，反对“自为身家谋”；主张清正廉洁，反对贪欲妄为；主张爱惜名节，反对徇私庇护。以上这些都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三、成果的主要价值与影响

   该成果以专著的形式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项目中对李光地经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对李光地的经学观以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李光地的经学思想有一定的价值。尤其是在研究中，揭示了李光地不是一味地尊崇朱熹，“盘旋”在朱熹的脚下，其以“朱熹为宗”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逻辑地包含了李光地对王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的过程，也即是：从“俱言王学”到“伯安之失大”的认识过程。

项目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是李光地经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尤其是他的家教、家训的重要价值，可以为当今社会的家庭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资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