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的历史，映照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两个确立”的决定所蕴含的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证明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对于党的事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熟与定型至关重要。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直到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几次短暂迁往北平、广州、武汉等地外，一直驻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的光辉历程，始终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没能在实践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没有在思想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这是导致革命事业屡屡受挫、甚至面临失败的重要原因。研究总结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的历史镜鉴与教训，对于我们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同时也认为杰出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真正成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核心，就必须坚持和维护党的领袖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但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要得到民众的自觉拥护和真心服从必然是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诚如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实践经验时所言：“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
      
       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决定了党为实现有效集中，就必须形成领导核心。党的“一大”成立中央局，其工作由陈独秀直接决定，并使其博得了“大家长”的称号。但这种看似集中统一的制度安排实际并不能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反而处处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掣肘。中共“二大”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三大”后，苏联和共产国际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革命的介入和干预，除中共中央外，实际上还有三个领导中心，即在广州的“国府顾问”鲍罗庭、在北京的作为苏联在华一切组织与机构领导者的加拉罕、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陈独秀经常受制于上述三派力量，政策举棋不定，威信受损。
      
       中共“五大”上，陈独秀继续当选为总书记，然而其领导地位已经动摇，不久后便在鲍罗庭所主导的中共中央改组中离开了领导岗位。继陈独秀之后，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接续被推举到领导岗位，但都在短时间内被撤销领导职务；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会后实际上全面掌握了中央领导权。不久，随着顾顺章和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央机关几近瘫痪，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党的领导人频繁更换，党的领导核心无从谈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的艰辛探索充分说明，形成一个稳定成熟、有能力和威信的党的领导核心是何其艰难，对于党的事业又是何其重要！
      
       二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要求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根据中国具体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但党在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我们党和许多党员，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特别是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因而走了不少不必要的弯路，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陈独秀尽管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对中国国情、社会性质、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并不深入，因而提不出一套既独立自主又切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而是唯共产国际指示和意见是从，诸如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放弃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脱离中国实际，不可能真正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此后的几届领导人，无论是提出“无间断革命”理论，还是制定系列冒险计划，无论是政治上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还是军事上“御敌于国门之外”、统战上采取关门政策等等，都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导致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总之，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由于中央领导集体频繁更替，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期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是摇摆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之间，并没有形成一套能够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指导我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12年期间，党尚属幼年，在党的领导核心确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曲折、挫折、失误有其必然性。一是缺乏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经验的领导者。核心领袖的形成需要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也曾指出：“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期间，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未兼具这两个条件。陈独秀本身就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几届领导人，有的虽然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但缺乏必要的政治历练和革命经验；有的理想信念动摇、背叛革命；有的空有一身豪气，但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只会一味地采取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的数月内由一名普通党员上升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只会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而且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拉帮结派。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二是缺乏科学的制度体系规划设计。尽管党的第一个党章早已明确指出“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但同时又规定“委员长一人管理党务及会议”，其余委员只起“协调”作用。可见，在这一时期，党的正确组织路线还没有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尚缺乏健全的制度安排和周密的机制设计。虽然陈独秀连续五届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达六年之久，但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直处于更迭状态，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对错误路线的纠正也过分注重单纯的组织处理，没有从思想上弄清是非，致使一个错误代替另一个错误。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共产国际的不当介入与干预。党建立初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缺少独立自主的空间和能力。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绝对主导的大背景下，党的领导核心也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罢，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之所以遵义会议成为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正确领导集体，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中断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四是理论脱离中国具体实际。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把握，没有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是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12年的历史，映照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两个确立”的决定所蕴含的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证明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对于党的事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告诉现在，历史昭示未来。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