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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革 袁慧:明清“黄淮运湖”的治理

王建革 袁慧2020年12月08日16:0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来,黄淮运水系交汇于洪泽湖区域,官方逐步将治黄、治运和治淮集中于一体。对黄河束水筑堤,大筑高家堰于洪泽湖,使淮水汇流并水位提高,使湖水在清口以清刷黄,将运舟渡黄,同时刷深黄河的淤积。这时期的清口,是整个黄淮运的水流控制中心。这种治理模式引起洪泽湖的扩展。由于湖底和黄河河身的淤高,高堰的筑高,黄淮运湖形成诸多危机。

第一,高家堰体系不断增筑,产生了水环境的变化。清代前中期,湖底不深,黄河不高,高堰不危。随着湖底和黄河河身的抬高,发生黄河倒灌,导致黄强淮弱。乾隆五十年(1785)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以前的湖水可以兼及刷黄和济运,这一年湖水枯干,清口无法渡运,官方引黄济运。随着黄河河身的抬高,御黄坝长期封闭和经常性的灌塘济运,淮水难出清口入黄,更多地从高堰五坝区泄水入运入高宝诸湖。灌塘济运是在黄高于清的时期进行,与一般清高于黄时期的启坝通漕相合一。黄高于清,灌塘济运;清高于黄,启坝通漕。官方的措施,是尽力调整湖水与黄河水位,以便清水通漕。这时期的清口,甚至出现清黄不能交汇的状态。从嘉庆年间开始,高堰五坝区开始成为上下游水流的控制点,通过各坝蓄湖水济运,可以控制下游的归江与归海水流。官员们须对上下游水势有敏感的反应,及时做出对策。

官方常闭御黄坝始于嘉庆十四年(1809),因着当时的倒灌危机,官方堵闭御黄坝,全淮济运。随着闭坝时间越来越长,全淮下泄的程度增加,堰坝泄水通道险情增加,里下河区域遭受水灾的程度提高。官方在济运时闭御黄坝,秋冬时闭盱堰各坝蓄清,西北风起,危及坝堰。河臣们还在上游引黄入湖以助清水,随着黄河南泛频率加增,漫口黄水汇淮入湖的水量也增加,主流减缓,河身更加淤积抬高。高家堰也不断筑高,塌坏频率增加。为了蓄清,嘉庆十七年百龄在上游减黄助清。官方通过减黄,以图清口区清水旺盛以济运。

第二,清政府不单通过清口和山盱诸坝控制黄淮水情,也通过以此为中心的几条水利控制线防控全局。高堰和诸坝系统是第一控制线,运河堤防是第二控制线,范公堤是第三线。史奭称之为上流、中流、下流。里运河东岸诸坝体系作为中流控制线,对下游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十九年(1680),辅靳在高邮、江都运河东堤建6座减水坝。康熙第3次南巡时,认为决口重点已移至高邮以南,将高邮以北的坝闸尽行堵塞。北坝南迁体现了北部淤高和排水通道南移的现象。乾隆二十三年,运堤上形成了五坝,即五里中坝、昭关坝、车逻港坝、南关坝、南关新坝,总称为归海五坝。淮水从归海坝归海,遥遥二三百里,加上里下河地区釜底一样的地势,这一区域自然成为水患频仍之地。在这种环境下,道咸年间官方更多地加强淮水入江的通道。在这以前,官方更多地导引淮水入黄和通过运河诸坝经里下河地区归海。入黄水流因黄河河身抬高难以导流,里运河地区水灾又因泄水增加而加重时,官方才大辟入江通道,汛期的淮水大多入江。官方通过高堰诸坝的泄水时机控制,防止里下河地区和沿江通道地区在早稻未收时因泄水致灾。另外,在入江通道遭遇江水顶托不畅时,官方为了保住高家堰和运道,也不得不启里运河诸坝泄水归海,这时,里下河地区有全面的大规模水灾发生。总之,越到后期,淮水越发成为长江一个支流。1952年苏北灌溉总渠修成,才有小部分淮河水直接东流入海,这是道咸年间的情形。

第三,里运河以东、范公堤以西的广大地区,随着明清时期汛期泄水的增加,圩田与垛田快速增长。这一地区的圩田系统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沿海地区修范公堤后,低地可以稳定地避潮,圩田体系就可以发育。开发较早的稻田分布于平缓低地,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当时的水稻田在屯田组织下围垦形成。湖荡边缘的田大约有1270年的历史,是唐中叶以后形成的田地,当时运河系统完善,河网形成,低田在排灌的基础上形成圩田水稻田。黄河夺淮后兴化新形成的圩田历史有520年。400年前,开始大量地形成垛田。北坝南迁和淮水入江通道水量大增,使圩田体系在南部有发展。低洼的兴化地区四水汇聚,需要高筑圩岸。然而,汛水使许多旱田可以开发成为圩田水稻田。乾隆、嘉庆时期,里下河地区蓄清抑浑潮的水利措施使圩田和稻作不断地得到发展。道光以降,淮水归江水量骤增,江都县境内开始大量修筑圩田。圩田修筑始于盐城、兴化县境内,向西南递进,宝应、高邮二县形成圩田的再发展,最后滨江区域形成圩田的发展。高邮三坝与甘泉之昭关坝开放时,兴化与泰州等处均受淹漫。发水早影响早稻,退水不时影响晚稻。只是官方可以控制泄水时期以防止下游水患,当地人也会及时收获早稻以防水灾。水灾经常影响到中稻和晚稻。为防止秋后开坝殃及中晚稻,下河低洼地带多种一熟早稻。汛水形成低地的沟壑纵横和众多水面,为垛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兴化中西部,常年没于水面下的淤积滩地在汛期疏通水道时可以大规模露出水面,小面积露出水面的地块便形成了垛田。这种田田沟甚深,田面甚小,可以应对大面积泄水。农民也可以利用湖泊淤泥堆叠垫高垛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黄淮运的水环境变化使洪泽湖的湖底淤高,黄河河身抬高。为保证运河的畅通和黄河治理,官方培筑高堰以蓄清刷黄,使清口成为水流控制中心。随着黄河河身的淤高、全黄入湖的增加,整个形势不再有早期的以清刷黄的生态治理模式运行。这种变化促使官方不得不使水流控制点集中于山盱五坝区域,在此形成新的控制点。为防里下河地区的水灾加重,官方又加大入江通道的泄水,同时控制开坝时机兼顾下游早中稻的收获。苏北的圩田体系和垛田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增长。每一次闭坝与启坝的过程中,河臣们都在考虑整个黄淮运湖的水环境变化,同时考虑国家的运河安全和百姓的水患。总之,中国古人将黄淮运湖的治理集中于清口或山盱五坝一点,再通过3条控制线达到大范围的水环境治理可控性,这是前所未有的生态治理智慧。

(责编:孙爽、程宏毅)